最近，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聊的话题是“孙文辉救子心切劫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话题。据媒体报道：河北河间农民孙文辉因儿子孙凯患“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因支付不起高额医疗费，孙文辉到红十字会求助，但“再障”却不属于红十字会救助的病种。情急之下，孙文辉持刀劫持了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触犯了法律。
　　从网上搜寻相关资料，“再障”在亚洲发病率最高，百万人口中有7—10人，孙文辉的儿子不幸成为这十万分之一中的一个。更不幸的是，同是血液病，“再障”却不能如“白血病”那么“幸运”地入围红十字会的救助病种。
　　无论国际国内，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疾病总是排序第一号的社会经济风险。在当今中国，家人患上大病要花几十万元治疗费，这足以击倒60%以上的家庭，而农民家庭则是应对疾病风险能力最弱的。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居民家庭大多为响应国家“少生优生”的号召尽了自己的义务。因此，像孙凯这样的独生子女，都成了父母的命根子。一旦患病，家中无力治疗，再加上求助无门，家长情急之下，作出丧失理智的事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并不是要为孙文辉辩解（那是律师的事）。但是，尽量避免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则是应当从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认真考虑的。
　　从年龄上区分，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大类：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和构筑社会安全网开始着手，上个世纪的政策视野基本上聚焦在成年人中的城镇职工，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身上。

   到本世纪初，医疗保障首先另辟蹊径，开始了“新农合”制度的建设，至今已经覆盖到92%的农村人口（不知道为什么相关报道中始终没有提及“新农合”，难道孙家恰恰属于尚未参合的8%？）2007年的十七大，“覆盖城乡居民”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的最耀眼的亮点。在具体操作中，成年人作为承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力显然是得到重点关注的。

   近年来，因为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问题也得到国家规划的重视。然而，未成年人的社会福利问题，就一个社会群体而言，目前还缺乏一个整体的考虑，当然也就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从国际经验看，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儿童的需要常常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毋庸置疑，这是因为儿童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从另一个角度看，儿童又是没有行为能力或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因而必须得到特殊照顾和保护，他们是脆弱的需要得到监护的社会群体。
　　如果认真地琢磨中国老龄化的特点，完整的表述可以借用日本人的一个说法，叫做“少子老龄化”。按“六普”的调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为1.8亿人；15—59岁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占70.14%，为9.4亿人；那么，14岁及以下的儿童或未成年人却只有2.2亿人，仅占16.60%。同2000年五普查相比，在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3.36%的同时，0—14岁人口的比重却下降了6.29%。

   现在学界和媒体对中国人口的数量关注较多，呼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但对未成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却是不够的。虽然近年来已有专家学者发出“建立适度普惠的儿童福利制度”的倡议，但并没有得到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普遍的的、积极的响应。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已然到了应该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祖国的未来的时候了。当然，在政府已经被诸多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关社会问题弄得焦头烂额之际，提出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识相”——“钱从哪里来？”——还是那句话，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钱怎么花。如果不用那么多钱去“堆”那些高楼大厦、高速铁路、高级别的国际比赛等“现代化”、“国际化”业绩的话，可能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
　　小孙凯的生命需要与官方标准的“现代化”、“国际化”政绩博弈才能继续……一个多么诡异的社会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