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既然是即思即悟、一吐为快，奥运即思就必然要写中国女排的奥运折戟。

记得我曾经写过《郎平，女排精神的诠释》，叙述我们这一代人看着郎平打球，与她一起慢慢变老，见证了女排精神的起源、演变和长盛不衰的历程。我们把女排精神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顽强拼搏”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对郎平五连冠后退役，华丽转身，学外语、美国留学、在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和恒大高薪聘任，在袁为民的深谈和陈招娣的临终嘱托下，走上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岗位，演绎了一幕幕王者归来的奇迹，我敬佩不已。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以罕见的小组未能出线出局的遭遇后，关于郎平和中国女排的各种阴谋论和泼黑，我都不信不理，我依然相信郎平依然是那个“爱国”“敬业”的执着者。

但对女排东京不能夺冠，我似乎早有预感，只是结果比我想象得更加不堪。实际上，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小组赛输荷兰、塞尔维亚和美国，以2胜3负小组侥幸出线，后来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因东道主、夺冠热门巴西女排心理奔溃而艰难取胜，半决赛和决赛中均以3:1战胜荷兰和塞尔维亚夺得冠军。在举国欢庆时，回顾整个赛程，中国女排技术上没有绝对优势可言，除了郎平的出色临场指挥，许多侥幸因素，尤其是对手心理变化起着很大的作用。

从里约奥运会到东京奥运会五年，中国女排随着惠若琪和魏秋月退役，实力有所影响。如果说主攻位置随着朱婷的成熟和李盈莹的脱颖而出尚有余威，但二传位置，争议多年，丁霞和姚迪均不稳定，与当初的魏秋月尚有差距。在近两年因疫情没有与外国强队交锋之后，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先是派出以张常宁为首的“中国女排二队”，屡战不胜，暴露出来的一传、二传和自由人短板令人心忧。但在朱婷、李盈莹、丁霞等主力队员参赛后，面对实际上对手主力不齐的连胜之后，想着2019年世界杯全胜夺冠，这些隐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令我不安的是出征东京奥运会时的异常高调和出征名单。所有的人都明白东京奥运会或许是郎平作为主教练的收官之战，但赛前被问及中国女排的奥运会目标，直接告知：“升国旗奏国歌”，这种高调似乎过去从未曾有，令我惊诧。出征名单中，在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中被球迷不断质疑的刘晓彤赫然在列，而第二自由人林莉和很有冲劲的副攻栗垚却被排除在外，意味着一旦王梦洁再像世界女排联赛初期那样发挥失常，中国女排已经没有后备自由人。总隐隐感觉这次排兵布阵似乎对朱婷为代表的主力阵容过于自信，给人有一种带着功臣队员去东京领金牌、见证收官辉煌的感觉，这似乎不是一贯严谨、科学、低调的郎平的作风啊？

后面的一切也就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在朱婷和颜妮旧伤复发的情况下，小组赛首战土耳其，还有些轻敌的中国女排基本被打懵；次战美国女排毫无胜算；第三战俄罗斯，在大局2:1领先，第四局19:12领先时，眼看着朱婷每次拦网后都紧捂手腕，面部的痛苦让我们想起伦敦奥运会刘翔的无奈，明明知道“下不了球”，依然不敢换上新手，最后2:3惨遭逆转。尽管后两场尽遣年轻国手连胜意大利和阿根廷，仍以小组第四无缘八强。

郎平的东京奥运会之战是令人遗憾的。或许像美国NBA的篮网最后三巨头中两位伤退痛失冠军，朱婷的腕伤是压垮郎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是收官之战的压力令淡定的郎导心中泛起涟漪？或许真有什么难言之隐？但郎平作为中国女排精神的缔造和践行中的灵魂人物，作为中国女排走上世界巅峰及其科学训练体系的倡导者，将成为中国体育的宝贵财富。祝郎平晚年幸福！

（六）

当东京奥运会徐徐拉下帷幕，所有的奥运金牌都各有其主。其中两位运动员的夺金故事被人津津乐道，并引出体育体制和奥运策略的热烈讨论：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冠军──奥地利选手安娜基森霍夫，一个数学博士、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没有教练、没有团队，以自己的数学研究思维和方法自己坚持训练出来的业余运动员；跳水女子十米跳台冠军──中国14岁的全红婵，决赛中完美五次跳水中三次拿到满分，跳水动作如科教书般精准，家境贫困，7岁开始接受专业训练，获奖后用稚嫩的声音说：“想挣钱给妈妈治病”。于是，关于奥运精神、体育体制成了讨论热点，似乎国外大多是业余运动员，符合奥林匹克精神；而我们的举国体制，甚至医疗保障体系都被诟病。

我认为，这种讨论应该是基于历史、现实、趋势、各国奥运会运动员的构成和选拔制度、奥运会运动员训练的组织和筹资渠道等众多方面来考虑，不能人云亦云。

“重在参与”和“更高、更快、更强”这两大奥林匹克口号一直纠缠着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这个过程，具体即表现为“业余原则”在奥运会的坚持和逐渐被废除。奥运会建立的初期，为了体现重在参与的纯洁性，将“业余原则”写入章程，明确规定职业运动员不能参加奥运会。但随着职业赛事规模的迅速扩大，“业余原则”的执行的一系列矛盾让国际奥委会背上沉重的包袱：一方面是业余选手的水平难以符合“更高、更快、更强”的要求，优秀运动员丧失参加奥运会机会，使奥运会的竞技代表性大打折扣；更主要的是“业余原则”的不可造作性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运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运动员的专业训练已经成为提高运动技术的主要手段，在高水平的竞技运动中纯粹的业余运动员十分罕见。到了上世纪80年代，奥运会章程上废除“业余原则”，宣布奥运会向世界上一切最优秀的运动员开放。至今，除了摔跤和拳击因规则差异限制职业运动员参加，男子足球有年龄限制外，其他项目均无职业运动员限制，以美国NBA的梦之队参加奥运会为代表，使奥运会享有世界最高的竞技水平和观赏价值。

职业运动员、专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的界定也是奥运会和体育体制选择的一个难点。职业运动员是指受雇于某一俱乐部或财团，把参加比赛和运动为职业，以取得个人收入的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的收入由基本工资、出场费、比赛奖金、广告费等部分组成，职业运动员转会时俱乐部可以收取转会费。目前奥运会中高尔夫球、篮球、足球、网球等项目的职业化程度比较高。在中国，也仅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有一批职业运动员。而中国的大多数奥运会运动员属于专业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是在举国体育体制的国家中，由国家负担费用并提供适当报酬，在体育管理部门组织下参与体育训练和比赛，但他们不受雇职业俱乐部，不参加职业比赛，不通过参赛获得额外收入。

更多国家的奥运会运动员，似乎游离于业余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之间，或者说是名义上的业余运动员，实质上的专业运动员。以美国奥运会项目为例，其参赛运动员确实不是由美国政府组织，而是由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组织和选拔，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来源于商业渠道。美国奥委会独享“奥林匹克”及其相关标志、徽章的独享使用权，并拥有以NBC为代表的奥运会的电视独享转播权，以此达到每年数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美国奥运会运动员的主要来源是职业体育和学校体育，美国奥委会通过设立大量的体育奖学金，招生体育特长生，拨款奥运项目专业训练、美国奥运会代表团中所谓70%的业余运动员中，75%是这些接受专业训练的大学特招生。我国近年推行的有各体育专业协会通过奥运选拔赛组队、众多奥运会运动员来自高校体育特招生，某种意义上也是借鉴国外这些体育体制的做法。

应当客观承认，随着奥运会的去“业余原则”和对职业运动员的开放，奥运会运动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是不容否定的趋势。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奥地利数学学霸的夺金传奇，就否定专业化训练对世界顶尖竞技体育奥运会的意义，就像不能因为比尔盖茨、高尔基、莫言的自学成才，就否定现代教育的价值意义一样。至于各国的体育体制和奥运策略，市场体制和举国体制都由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体育筹资能力、职业化体育事业成熟度等国情所决定，各有利弊，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更没有必要跟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行挂钩。美国的市场体制固然有促进职业体育发展、普及学校体育基础的优点，但也存在举重等奥运项目因无人愿意从事而在其奥运会上成绩平平；北京奥运会平衡木金牌得主肖恩约翰逊，6岁师从中国教练乔良进行专业训练，为了筹资，家长两次以房屋抵押贷款筹资，直至她入选美国奥运会代表团才由美国奥委会支付训练费用。在中国，尽管也有像丁俊晖那样父母出资送孩子出国深造，走上职业运动员之路；但试想，如以市场体制为中国奥运策略，像全红婵这样的贫苦家庭的孩子怎么可能成就奥运金牌之梦？

至于全红婵以率真、直白的挣钱替妈妈治病作为艰苦训练和奥运夺金的动力，我们在感叹孩子有孝心、懂事、心疼之余，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作为对体育体制及医保体系诟病的理由。大家都记得原苏联运动员丘索维金娜，曾获世锦赛体操团体和自由体操金牌，为了为患有白血病的儿子挣医疗费，她七次参加奥运会，甚至不惜加入德国籍代表德国参加北京和东京奥运会，为儿子而战的励志故事，让人动容，除了敬仰，没人质疑乌兹别斯坦和德国的体育体制和医疗保障体系。更何况最后证实全红婵母亲是车祸后遗症，全红婵不认识的两个字是“癫痫”，并不存在因病致贫和医疗保障体系缺陷的问题。

有奥运会的日子是快乐的。奥运会引起的热议，或许需要更多的理性。或许奥运即思是疫情闲得无事时的发散思维，权当梳理一下作为自己的自问自答和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