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次疫情中的病毒传播速度一样，关于疫情的种种“阴谋论”和不实信息也以移动端和视频平台为媒介渠道而铺天盖地：从病原学的“实验室泄漏”、“军运会生化武器”到捕风捉影的各种传染方式和途径；从对政府决策的质疑到对专业人士的人肉搜索和紧追猛打；不用说武汉红十字会和那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外行卫健委主任这几个死老虎，就是钟南山、李兰娟这样的资深院士都有人不惜泼污水……。无数个Why的质疑，无穷的If假设。那些每天坐在阳台上，揣着手机，凭着自己的习惯思维，编织出的振振有词的疫情信息，给抗疫一线的战斗者、执法者、尤其决策者锁上了沉重的铁链。

Why-How-What的黄金圈管理模型认为，只有少数的核心圈人员关注Why（为什么）的问题，中间层主要解决How（怎么做），而大多数人只要明白What（干什么），如此才能达到有效、理想的工作状态。然而，人的习惯思维往往与此相反，一碰到问题，首先质问的是为什么？怎么会？然后就假设如果这样或那样，是否就可以没有问题，接着就是追查谁该对这个问题负责，或者推脱我对这个问题的责任。而大家忽视的正是最重要和紧迫的事情：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记得我在做小儿肿瘤外科临床时，一旦孩子被明确诊断肿瘤，家长第一问是怎么会的？于是从怀孕、住房环境、生活细节一一罗列，数十个假设，一百个后悔，夫妻俩、婆媳间、互相责怪。然后作为医生的我，不压其烦地告诉她们：小儿肿瘤的成因十分复杂，有许许多多我们未知的、学者们正在探索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孩子怎么办？如何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孩子战胜病魔，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我也一直把自己作为一个是解决How的医者，而把更为精深、复杂的Why交给更加专业的学者。

实际上，这次疫情对人类，对中国都是一次新的严峻挑战，无论防疫、诊断、治疗，还是社会治理，都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勇者的挑战和智者的决策。我们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宽容实战中的探索者，我们应该客观认识疫情发展中的未知性和防疫中的艰难曲折和惨痛代价：此次病毒的来源至今仍是一个迷，华南海鲜市场或许只是一个中介宿主源，甚至不是“零号病人”的原发地，越来越多地证据指向多源散发的病毒变异和将人类作为新的迁移宿主；此次病毒的传染力比SARA 和MERS都强，而传代后的毒力递减又不那么明显，传统的轻症病例居家隔离根本无法防止家庭群居感染，后来兴师动众的方舱医院也是无奈之下的从野战方舱医院的延伸创新；一种新的传染病毒的基因测序、检测试剂研制、传染途径的证实，从病理机制到治疗方案，都需要时间和严格的科学精神，中国这次的速度效率已令世界注目；此次疫情在数千人的死亡和治愈后，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特效药，甚至没有公认绝对有效的治疗方案，更多的还是自身免疫力和抗体形成起着关键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专业人士去探讨Why，或许有许多要由历史来揭开谜底。

疫情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像逆行而上的白衣天使和绿衣战士，在凶险的疫情面前，没有过多的Why疑问，无需众多的If假设，心中只有坚定的How,他们义无反顾地冲上前线，尽已之力做得更多、更好，更好些。

如今，疫情大有向全球蔓延和扩散的趋势，我们曾经面临的挑战和选择，同样考验着各国的防疫体系和政府决策：砖石公主号邮轮从留舱隔离到仓促放行，不能对全船游客进行病毒核酸检测，使以严谨有序闻名的日本进退两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公开宣称无能力对每个疑似病例做核酸检测，不能满足对所有轻症病例住院隔离，一边法律明令确诊病例不能外出，一边不倡导公共场合戴口罩，被调侃“佛系抗疫”；美国CDC要求拨款抗疫，先要到国会听证，在专业的CDC主任对答如流的同时，国土安全部部长的国会听证，也像黄冈的卫健委主任那样一问三不知……。罗列这些，并无隔岸观火之意，是告诉那些愤青不要什么都往国情体制上喷，更不应该把发泄的“汉骂”当赞歌唱；要以客观平和的心态理解不同国情、文化、国力下采取的不同抗疫策略；或许还能感知我们十天建一个火神山医院、几天内调集数十万援鄂医疗队……，至今所取得的一切的不容易和值得珍惜。我依然坚信，在全球化的今天，最起码有两件东西是无国界的：人道和科学！

我欣赏罗斯福的名言：“人民信赖的是那些在角斗场上翻滚奋斗的人。这些人汗流满面，血迹斑斑，他们英勇地战斗，也许不断出现失误…。他们如果有幸得到成功，都是他们奋斗的结果；如果他们不幸失败，至少也是敢于冒大风险后的失利；因此，决不能把他们这些战士同那些不知胜利为何物，也不知失利为何物的冷漠、胆怯的人们相提并论”。疫情面前，我们更应多点务实，向不断努力的勇士们致敬，少点质疑和事后的假设，团结一心，共同跨过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