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我十分期盼过年，在那个物质贫匮的年代，即使肉、油、米、媒都得凭票计划供应，过年政府会专门有禽票、鱼票、肉票、年货票特供，而且按家庭户口人数分大户、中户、小户。记得刚进入腊月，准备过年的第一个序曲就是备年货：我们兄弟几个，帮母亲去排队，排到差不多时，母亲揣着年货票来挑货和付钱。鸡、鸭、鱼、肉买回来，该腌的腌，该酱的酱，咸肉、咸菜、风鳗、酱鸭都是我们宁波传统人家的常备年菜。到了腊月廿六、廿七，扫尘、磨水磨粉、做猪油黑洋沙汤团馅、用小汤勺做蛋饺、水氽或油炸肉圆、水笋烧肉……，平时难得上桌的这一切，过年都会让孩子们开开荤，吃个饱。于是，我们望着屋檐下挂着的、后阳台平台上放着的那些年菜，吮着手指盼着大年三十的到来。

在我们欣喜地期盼过年的时候，母亲却常常为了那一套过年的新衣裳而犯愁。我们家中兄弟三个，平时阿大新、阿二旧、缝缝补补是阿三，过年却都要有一套新衣裳。往往买一块布，母亲忙上几个夜晚，让三个孩子可以在年初一穿上一人一套同样颜色、同样款色的新衣裳。到了十几岁了，三个孩子一般高，家中省吃俭用，一人买了一套藏青色的哔叽中山装，到了过年才拿出来穿几天，过了年又藏在箱底下，到了明年大年初一再拿出来穿。上海人过年穿着讲的“山青水绿”，就是清爽比艳丽重要。但过年，就要从头到脚、里里外外，大年三十晚上都要换上新的或者干净的衣裳。可怜我那劳碌的母亲，三个男孩加上父亲换下的，从里到外的衣服，手洗往往需要几个时辰。穿新衣也是我们回忆中传统过年的一个期盼。

在那忙忙碌碌、初为人夫人父的中年，难得的春节假期，是带着孩子拜年、和家人团聚的日子。每年除夕，我们三个儿子带着第三代，围着一个堆满菜肴的大圆桌，看着面红微醺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母亲早给他备好的压岁红包，给孙辈们逐一递去，那种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是我们过年最大的幸福。从初一到初三，带着孩子，姥姥家、俩叔仨姨舅，吃着、喝着、笑着，用最美好的词汇、最虔诚的态度，互相拜年、祝福，尽情地享受着亲情。

到了本世纪初，每天吃着山珍海味、哪天都可以穿新衣裳的人们，开始用眼睛和耳朵去感受喧闹的年味。匆匆地吃完年夜饭，招呼孩子到新村楼下去放鞭炮和礼花，看着一个个响竹窜上天空在楼顶上炸响，人们把各种祈福同时送上；看着艳丽的礼花在夜空中绽放，孩子们拍着手，成年人眯着眼，很少谋面的邻里也在这时会有短暂地交流，人们都沉浸在那欢庆的喜悦中。然后都回家坐在电视机前，一家数口，磕着瓜子、剥着核桃、吃着牛肉干和各种水果，看着电视机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它成了中华年文化的名片，也成了我每年跨年永恒不变的标配形式。

互联网时代的过年，曾经风行许久的拜年和寄贺卡已被千篇一律的短讯或微信所替代；山珍海味因健康警示而被潜意识地摈弃；过年穿新衣的习惯被认为太俗而被随意取代；春节联欢晚会在被不断质疑中持续35年后导演们早已“黔驴技穷”、观众们也多视觉疲劳而被淡化；爆竹烟花在大多地方因环保立法禁放而偃旗息鼓……。追求新颖脱俗的人们开始追求新的过年花样：举家或几家联袂去风景名胜的旅馆和度假村；出国旅游在异国营造到处都是中国人的拥挤；更有甚者上了游轮，在漂泊大洋中颠簸过年……。这几年，成都宽窄巷子的小吃街、三亚天涯海角的沙滩，都曾留下我们一家过年的脚印。今年也因上海过年过于冷清而带着外孙全家来到香港，看着香港政府在同样禁放爆竹烟花和严格交通管制的同时，统一组织的年初一街游、年初二烟火晚会，总感觉我们故乡的父母官应该从“踩踏事件”的杯弓蛇影和严禁不赦中走出来，在营造祥和年味上做些什么？

至于我，认定春节是人们编织美梦、在喧闹中祈祷好运的日子。还是喜欢那一抹红灯笼、红窗花、中国结、大彩绸，加上满街的唐装彩袄营造的年味。尽管我们已经不像童年时那样盼望过年的美食、新衣和热闹，每年还得费些心思使那拜年、休闲尽可能的新颖、别致一些。但过年可以让人们把过去的烦恼丢弃在除夕，重新开始新的快乐人生，这是我喜欢过年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