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连连躺着中枪。开枪者，都是编辑出身的名人，而且都打着人文关怀的大旗。

年前，国内某著名医学学府出版社社长、在人文倡导上颇有建树的学者，以《医院也排百强，荒唐》为题，直指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2015年全国医院排行榜，通过专家投票，综合学科建设、临床技术的医疗质量、科研水平，形成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他认为中国习惯以经济排“强”而不习惯以价值排“佳”。医疗是道德行业，医生是高尚的职业，他们的灵魂不能在金钱面前跪下。

年初，上海著名报业集团前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汇报》笔会栏目，发表《语塞》一文。文中讲述的是那天在人大讨论医疗服务价格、医务人员薪酬提高这个话题时，作者指出社会上普遍反映医务人员很冷漠、缺乏同情和人文关怀时，被一个洪亮声音打断，而且那洪亮声音以无法抑制的激愤继续陈述自己的观点；另有一个医界女代表，在历数医务人员的辛酸时，忍不住落下眼泪。于是，作者在女代表的抽泣、宏大声音的激愤前，语塞了。文章中，他例举了林巧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护士，质疑为什么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可以安贫守道，到了今天守道反而成了“大话、空话”呢？我知道，那个声音洪亮的激愤者，正是在市人大专题会上主张提高劳务价格、调整医务人员合理薪酬体系、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的我。

我反复反省：以推进学科建设、提高医疗质量为宗旨的最佳医院排行榜；以提高劳务价格和医务人员合理薪酬激励的补偿机制改革，为何受到高举人文关怀大旗的名编们如此猛烈的抨击？我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猛然醒悟：名编们陷入了道德绑架的陷阱！道德绑架，就是以道德为砝码，要挟个人或众人不得不做某些事情；他们可以用林巧稚的标准要求普通医生、用上世纪优秀护士的美德来要求今天医务人员的道德义务；他们混淆职业医生与事业型医生的区别；他们往往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守道者”，把许多主张建立公平公正制度、维护公正权益的努力都归于“弃道”“舍道”的范畴；他们可以对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按照自己的个人标准进行道德批判……。当今社会，道德绑架借助互联网似乎成了一种通病；年轻老师在监考中猝死，小学生们的措手无策被斥为“这一代人的冷漠”；公务员加工资，有人高叫“治国先治官”“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而表示反对；一个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炫富，可以掀起一场对百年红会的道德批判……。

人文关怀，发源于人文主义传统，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文关怀是通过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丰富多样的个体需要，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医者的人文关怀，更是针对患者这一特别需要呵护的人群的心理、精神、个性进行更为人道的关注。然而，人文与科学、人文与法治，都是方向与基础、主观与客观、求善与求实的有机统一，任何刻意对立和分离，都会受到历史的嘲笑和惩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打着人文关怀大旗的名编们都不是医者、医院管理者、甚至不是医务工作者，而被斥为“弃道”“舍道”的声音洪亮者和委屈抽泣者，都是人文关怀的实践者。记得20年前，作为小儿外科医生的我在诊治一个哭吵不停的婴儿，从胸前的一个小红点仔细观察，最后取出一根误扎的缝针的故事；我作为中国第一个小儿肿瘤门诊创建者，为恶性肿瘤患儿的社会关注大声疾呼时，前来采访并写成我医涯第一个专题报道的，正是《语塞》作者的妻子，日后成为沪上著名作家的陈丹燕。而那个委屈抽泣的女代表，更是几十年如一日，对麻醉病人进行精心服务和人文关怀的医界劳模。

总之，人文关怀是一种道德修养，不是简单地靠法规、要求进行道德绑架所能铸就的。人文关怀需要更多的人通过人文教育、职业培养、精神自律在漫长的人生和职业生涯中不断完善。每一个人，尤其医务工作者，应该从我做起，在坚守人道道德底线的同时，把人文关怀更多的体现在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