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走上诺贝尔领奖台，原本是件普天共庆的大喜事，却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一场波澜：有人质疑，把一个文革期间集体攻关项目成果归属于屠呦呦，是否公正合理？有人批评屠呦呦个性突出，缺乏祖国和集体荣誉感；更有人以屠呦呦多次申请院士无果，是没有出国深造、不会英语、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的“三无科学家”而质疑中国的院士遴选、科研成果评估体制。我也真的郁闷了，过去中国科学家从没问津诺贝尔奖，被说成是体制问题；今天获得诺贝尔奖，仍被说是折射了体制问题。究竟怎么啦？实际上这里有许多批评意义，但更有价值阐释，需要理性梳理。

科研成果的署名排序、个人与集体在成果分享中的认定，一直是困惑中国科技发展和创新鼓励的严重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协作攻关一直是我国科研重大突破的主要形式，其中不乏象人工胰岛素、青蒿素这样世界公认对人类贡献可获诺贝尔奖的重大成果。导致中国科学家一直未能登顶诺奖舞台，尽管有众所周知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亦有中国科技创新和管理的体制问题。屠呦呦，其父亲取自《诗经》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冥冥之意，或许就寓意了其一生与青蒿的不解之缘。上世纪60年代后期，屠呦呦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523项目”小组负责人参加了为了抗美援越抗疟药物的攻关研究。应当承认，屠呦呦在青蒿素的概念提出、制备提取、临床实验等方面的贡献都具有“最先”“第一”的创新价值。然而，当青蒿素成为国际公认的重大发明时，由于早期的集体协作攻关体制在论著署名、发明专利、成果分享上都没有相关约定，导致在申请院士、申报成果、专利申请上纠纷不断。或许，也“得益”于中国的青蒿素“专利放弃”，使其在全球抗疟事业中的应用更为普及，但青蒿素相关研究人员一直在国内外各项大奖和人才荣誉的门外。屠呦呦最后成为中国诺奖科学家的第一人，得益于两位美国“伯乐”——美国国家卫生院的路易斯.米勒和苏心专，他们以一个科学家的良知和折着，苏心专或许还有对祖国科学贡献发扬光大的赤子之心，他们以西方人固有的正直和务实，力排众议，坚持鼓励创新，以“第一”论英雄，先后推荐屠呦呦为美国科学院的拉克斯奖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此，关于青蒿素的归属之争也未必尘埃落定，我只希望其中折射的科研管理、鼓励创新的理念可以得到应有的反思和足够的重视。

屠呦呦获奖引起的另一种纷争更让我目瞪口呆。网络上的许多人以呦呦获奖为引证，去论证自己许多对体制、现状的批评和令人费思的观点和立场：有人以屠呦呦在特殊历史阶段造成的无留学经历、不会英语、没有发表过SCI论文的“三无”标志，刻意回避上述成果归属纷争导致屡次申请院士未果的事实，一味批判当下的院士遴选制度。一时之下，似乎那些白发苍苍的留学归来、流利英语、发表高影响因子SCI论文、在许多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院士们，在屠呦呦面前都应成为羞辱对象？甚至有人以屠呦呦获奖的抗美援越和文革的历史背景，试图再次掀起一次关于改革开放的讨论？更有那个对中医百般攻击、上串下跳的“作家”，在肆意攻击屠呦呦的同时，反复强调“青蒿素不是中药”“它的发现和中医药没有太大的关系”……。

呦呦获奖给我的联想则是：诺贝尔奖只是一种评价体系。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同的维度，演绎的仅仅是评价主体的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对各种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做出自己的判断。但那些历史悠久、被大多数高度重视的评价体系，往往会给人许多标杆性的启迪、反思和参照，其折射的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