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热点之一的医生多点执业，各地政府纷纷出台鼓励多点执业的新招：从深圳的“多点自由执业”到浙江的“全省放开”、北京卫计委又探索建立医生自主创业制度、允许公立医院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然而，一年多的改革实践，被人感觉总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尽管周末的机场、火车站到处可见“走穴”“飞刀”的医生们，但各地多点执业登记、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却寥寥无几。政府鼓励多点执业的种种举措为何总是叫好不叫座，其中折射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按照政府的改革设计，针对有限的医疗和人才资源与无限的医疗需求的矛盾，通过鼓励多点执业，让更多的城市大医院的医生到基层和其它医院兼职工作，鼓励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激发医生为更多患者服务的动力和活力，缓解基层患者看病难、看专家难的问题。想当初，国有企业改制初期，政府鼓励工程师周末下农村，造就了第一批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为何“周末工程师”的举措在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中却南橘北枳，不可复制呢？

站在医生的角度，首先遭遇公立医院人事制度的制约。中国的医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医生聘用体制不同，不是社会人，而是单位人。医生是公立医院的事业编制员工，他的薪酬、职称晋升、养老保险、福利待遇都在单位。尽管政府一再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从法律上、政策上强调多点执业不必征得第一执业单位同意，但众多医院院长基于病人资源、人才流失、同行竞争等方面的顾虑，无论从动力到管理上对医生多点执业的态度可想而知，医生被政府和医院二头挤压的尴尬也不言而喻。

其次，是多点执业的法律主体和医疗行为的责任界定。众多医生早已习惯的异地出诊、会诊手术，包括远程会诊。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其法律主体和责任界定相对清晰，即由邀请会诊的医疗机构承担法律责任，并向会诊医师以会诊费形式支付薪酬。面对医疗服务关系到人的生命和客观存在的执业风险，政府尽管一再鼓励多点执业，但是至今《执业医师法》等上位法律依然滞后，医生多点执业的法律责任，尤其兼职私人诊所的法律风险，让许多医生望而却步。

第三，投资风险和不尽如人意的办医环境。中国的医生长期习惯于作为单位人受聘与公立医院、以技术劳务获取个人收益的执业生涯。兼职开设私人诊所，无论是以私人还是合伙人身份，都涉及他们十分陌生的投资风险问题：现代医疗，即使一个私人诊所，租房、装修、设备、基本人员配置……，投资动辄数百万；而其中的申请、注册、环评、污水处理、工商、税务等等，更是让他们云中雾里；而决定诊所运营前景的规划、医保、价格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理想似丰满、现实很骨感，你是医生，有多少勇气走出多点执业和兼职诊所那一步？

综上所述，多点执业肯定是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互联网移动医疗、网络医院也将会为医生多点执业创建更多空间和平台。但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鼓励多点执业，除了号召和呼吁，更应该在法律法规完善、人事制度改革、执业环境优化、医保购买服务和审批流程的优惠和保障等方面予以具体支持和落实，真正激励医生多点执业的活力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