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被耽误过岁月的人更懂得只争朝夕的涵义。26周岁才医科毕业初入医海的我们，如饥似渴，希望以加倍的勤奋和努力，尽快的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去弥补因为文革耽搁和失去的青春。那时儿科医院小儿外科二个病区，60个床位，只有我和郑珊二个年轻住院医生。每来一个新病人，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然后作出自己的临床诊断。即使一个阑尾炎，都会对分型、化脓程度、甚至阑尾位置进行判断，当二人意见分歧时，还会讨论和争辩；就是主治医师查房作出临床诊断，我们常常还是半信半疑，然后一定跟着病人进入手术室，当打开肚子，一切豁然开朗后，再反思和总结。记得我们每人都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我们手术的每人病人的姓名、术前和术后诊断、手术持续时间、术后并发症，甚至术后体温波动、切口红肿都会作如实详尽记录。为了多开急诊手术，我们和那些年近半百、对值夜班和急诊手术没有多大兴趣的进修医生“私下交易”，来了急诊病人，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放在那个床位，务必把我们叫来，从采病史、写病史、开医嘱、首次病程录、术后病程录和手术记录都由我们完成，只求带我们上台手术。如此的执着和努力，竟然在前二年中主刀手术千余例，尽管多是阑尾、斜疝手术，偶有肠套叠、肠梗阻已是兴高采烈。曾记得，有一个晚上连续急诊手术12台，护工接送病人和麻醉期间，我就倒头迷糊一会，马上又精神焕发地继续手术，第二天还向郑珊自嘲“扫帚星”，而实际上是为自己多开了那么多手术而显摆和得意；科里人手少时，让我一个住院医生跟着葛琳娟主任医师统管一个病房30个床位，忙的晕头转向，还为主任给予如此的信任而庆幸。这种积累，使我们的手术基本功迅速提高，尤其是那时养成的临床分析、逻辑推理、判断思维，至今仍让我面对每个病例时，从无厌意，不觉枯燥，而是仔细分析、关注结果、乐此不疲。

作为住院医师的我们，年轻、单纯而简单。我们当初事业心的培养，职业道德、职业修养、职业技术的形成的动力和准则十分简单：不被上级医生和主任责备，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当初我们的老师们，真可谓德艺双馨，他们以身作则，同时对我们也严格要求，那种医界特有的权威令我们不寒而栗：附属医院的医生，当有诊疗疑问，即可请示上级医生，甚至请主任会诊；就是深更半夜，我们在手术台上束手无策时，也会把主任从家中叫来。但他们每次到达现场后，严谨的临床分析、果断的处置方法、甚至亲自上台后的精彩技艺，每每让我们折服。但有时过于简单的问题，主任在解决后临走前扔下一句“这么简单的都要叫我，你们值班医师干啥的？”，让我们无地自容。于是我们逞能，自以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叫主任了，一旦发生并发症，主任还没到，我们就心里发毛了，主任劈头一句：“真长了本事了，这样的病人也不叫我，那有本事不出问题呢？”，但接着一一述说原因和解决方法，等到一切化险为夷，我们更是自叹不如。每次疑难病例和死亡病例讨论，从主治医师到住院医师，个个都是战战兢兢，主任的火眼金睛，让每个不规范和不合理的处置都要受到严厉训斥……。正是这种基于病人利益至上、技术精益求精的学术气氛，在这种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和老师近似苛刻的要求下，我们迅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外科医师。至今，每当我们回忆起住院医师阶段对我人生的重大影响时，还是对主任和老师们充满敬佩的感激。

希望、憧憬和未来永远是快乐的源泉。我们的住院医师生活并没有因为紧张、压力而感觉压抑，何况在外科医师那样一个豁达、充满阳刚之气的群体中。每当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一个学术会议、主任当选全国学会重要职务、科研获奖等喜庆的时分，金百祥主任的嘴角一定会微微咧开，将二颊微有下垂的颊肉横向拉开时，我们知道这是他心情很好的标志，于是就怂恿象郑珊那样讨他喜欢的年轻女医生去提议，他会慷慨地请大家吃快餐、冷饮，大家欢呼着享用那时属于十分奢侈的美食。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这批年轻的住院医师、研究生和进修医师的自娱自乐，大家争辩着每一个病例的诊断、分享着各自恋爱的秘密和小家庭的幸福，代班互助更是常态；周日上海植物园的绿茵、长风公园的银锄湖上，都会留下我们春游荡桨的身影；我新华路十二平方米的蜗居、郑珊在宿舍晒台上的阁楼，都曾留下我们聚餐、包饺子的欢笑……

领导讲话后的掌声，把我从住院医师的忆絮中唤回。但30年前的情景那样的历历在目，那样的清晰，那段青春岁月对我人生，尤其事业责任心、临床思维和工作习惯的塑造，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