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将被跨越的岁末，中国第一个最佳医院排行榜即将出台。作为这个排名榜的始作俑者，身为复旦大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的所长，我在享受自己又一个梦想将圆的欣喜时，回顾那十二年磨一剑的艰难历程，百感交集。

第一次接触最佳医院排行榜，还得追溯到上世纪的1998年，当时我在美国费城儿童医院作访问学者。那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公布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儿科最佳排名，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力压竞争对手波士顿儿童医院，荣登榜首，医院上下人人相拥，奔走相告。询问美国的老百姓，对美国最佳医院的前几名排名、主要专科的排名情况，也是倒背如流，如数珍宝。一个学术机构的第三方评估结果，被医院、医务人员、社会如此高度重视、广泛认可，使当时已经涉足医院管理的我，十分震撼。但当时对中国医院排行榜只是一种近似奢望的期盼。

回国以后，我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医学科研处处长、科技处副处长，又经历了４年医院院长的管理实践，深深体会：学科建设、医院核心竞争力是众多医院管理者的不懈追求，但其业绩和成效，只能限于自身纵向比较，各个专科和医院都在一片莺歌燕舞中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封、划地为王，缺乏客观评估体系，更缺乏全国性的横向参考比照。于是，我产生了一种真实而强烈的冲动、一个美丽的梦想：建立一个中国的最佳专科和最佳医院排行榜！

2005年，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校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我被聘任为所长。至今清晰的记得：在延安路乌鲁木齐路口的那个上岛咖啡馆内，研究所的第一次所长秘书长会议，在那充满激情与浪漫的浓厚的咖啡味中，“五虎将”即把学术沙龙、管理论坛、理论探讨和中国医院排行榜作为５年近期目标。然而，圆梦的过程总是艰难的。在研究所的沙龙、论坛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中国医院排行榜的进程异常艰难。尽管我们很早就参照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和国际Triangle研究中心的方法，根据中国医疗资源配置、诊疗结果、死亡率校正等信息获得困难、IHQ评估不现实的国情，决定参照美国最佳医院评选中对没有数据基础评定条件的眼科、儿科、风湿病等专科进行专科声誉评定的方法，再辅以SCI论文影响因子总值和国家级获奖，制定了中国专科声誉排行榜和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的评选方法。然而，当准备启动这个项目，尤其是专家库获得的过程中，不少政府官员、甚至在中国带有一定行政色彩的学会、协会组织的领导，在充分肯定中国最佳医院和专科排行榜对学科建设和医院管理的必要性的同时，却又因其可能的敏感和压力而不愿涉足。这时的我们，充分体会“独立第三方”必须承受的寂寞和孤独。

一群为医院管理的共同理想心心相印、风雨同行的勇敢者，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会轻言放弃，他们以其固有的执着和激情，相互鼓励，厮守理想，在不断地完善方案、多次科学论证确定了27个专科、反复斟酌专科声誉和科研学术权重后，我们独辟蹊径，建立了集国内各专科1824名著名专家的专家库，欣喜的是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第一次专科声誉问卷的有效回复率居然达到44.3%，远远高于已有传统的美国最佳医院评选的回复率；而且专科声誉排名的统计结果，显示这次评选结果与众多医生和患者心目中的预测符合率极高，专家们以理性和良知把着那杆称，这使我们对排行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充满信心。

凌晨时分，书房的黄灯下，我翻阅着中国第一个最佳医院排行榜和27个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心潮起伏：十多年的圆梦之路，研究所五年的艰辛努力，希望能给中国医院的学科建设、医院管理有一个客观的参照标杆。我们会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地区间、各大学附属医院间、人均、床均处理、在信息可及时机的IHQ等多种方法的比较论证，也会不断完善评估方法和修正权重，更期望与更多的同行共同探索多种评估方法和参照体系，期望大家以宽容的呵护给予我们更多的建议和支持。我背诵着康德墓碑上的名言“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法则”，欣然站起，拉开书房的窗帘，看着冬日温暖的旭日，心中充满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