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朦胧的印象中，父亲是寡言、威严而又病弱的。每天下班回家，父亲身着中山装，虽然已洗得发白，仍整洁，风纪扣永远扣得紧紧；进门就脱下那顶藏青色的八角帽，露出早谢的、在稀疏白发前光亮的脑门。晚饭的餐桌上，传统宁波家庭熏陶下的祖母与母亲，总是把家中最好的菜肴，无非就是红烧肉、带鱼、油爆虾之类的，用一只小碗盛好，放在父亲面前。我们三兄弟加上一个长期寄养在我家的表哥，从来不敢往那个碗里伸筷的，那是父亲作为一家七口的顶梁柱的特权。父亲默默地把那小碗里的菜给我们每个碗里夹上一点，那是我们一天最期望和快乐地时刻。但父亲半夜中常常因胃痛而呻吟，全家被吵醒后看着他黄豆大的汗珠和痛苦的面容，这往往使年幼的我十分恐惧和束手无措。

随着我的成长和成熟，才意识到父亲的骨子里浸透着中国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最优秀的品质：正直、忠厚、老实、本份。从祖母的述说中知道，父亲也曾是一个热血青年，解放初期他被选为黄浦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五十年代，党的一声号召，父亲毅然离开几代居住的市中心凤阳路的老屋，携母带妻，来到远郊的闵行，成为新中国机电基地的第一批建设者。六二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又一次响应祖国号召，举家下乡到上海县徐家宅农村务农，住土屋、干农活、减轻国家负担。三年后返城，被安排到离家更远、集体性质的电动工具厂，比原来国营大厂工资低二级，也是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当祖国需要时，他义无反顾地用他那微驼而单薄的肩背，挤进支撑祖国栋梁的行列。我从不会象许多年轻人那样的吟唱：“父亲象座山……”，但悠悠岁月让我懂得：父亲是值得我敬重的。

1968年的那个夏夜我终身难忘。父亲因为过去在履历中如实描述解放前做过糖行掮客，一年进出几十万斤糖；曾经有人让他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什么路的七十几号）开会，让他参加什么组织，他没参加。但在那无限上纲的岁月中，这就给父亲带来了灭顶之灾，父亲以“大资本家”“七十六号汪伪特务”的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父亲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母亲一个月几次去送些东西，也从不和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说些什么，但家中那种窒息样的压抑气氛使我们都很知趣。那个夏夜，母亲突然拖着我急冲冲地向那远在十几里外的工厂走去。到达了一个破旧的一层砖房前，看守“牛棚”的人把门打开，在一间宽旷的屋内，昏暗的灯下可见一个地铺，六块砖上放块木板做桌子，前面放着个小板凳，父亲穿着老头短裤和白色圆领衫，满脸胡子络腮，呆滞的目光看着我。当时十一岁的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那惨烈的哭声至今常常在我的噩梦中响起。后来得知，老实胆却的父亲，不能忍受那不白之冤和精神折磨，竟吞服水银自杀，幸被及时抢救而生存。母亲把我带去，是希望用那份亲情唤起他生存的勇气。那天回来的十几里路，我拽着默默疾走的母亲的衣角，一路哭泣着，没有路灯，那天，真黑……；似乎没有尽头，那路，真长……

父亲另一个令我诧异的举动，是在我中学毕业前的半年，年已半百、胃病卅年的他，毅然决定住院手术。平时连打针都害怕、性情懦却的父亲，这次异常坚定和勇敢。半年之后，父亲以术后需要照顾的理由，将原本可能去近郊农场的我留在城内，舔犊之情，豁朗昭然。

晚年的父亲，他那随和和本份的性情，让他生活得很滋润与满足。清晨漫步于街头梧桐之下，踏青于红园河畔涧旁；社区的老年活动室，更是他每日必去之处，国事家事、棋牌娱乐，父亲更多的是倾听旁观，用那二个硬币不断地拔下下巴稀疏的胡须，浸透着一种会意与惬意；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更是父亲的骄傲与欣慰，每年除夕，四家十一口人，围着一个堆满菜肴的大圆桌，在一片祝福声中，父亲在酒足菜饱、面红微醉之时，从口袋里掏出母亲早给他包好的压岁红包，给孙辈们一一递去，然后，那满是皱纹的笑脸上眯成一条线的眼角总会有几滴泪水溢出，右手习惯地抚摩起自己光亮的脑门的动作，使我们知道那是他最幸福和满足的时光。

耄耋之年的父亲，动作已不那么敏捷，步态开始蹒跚，但儿孙辈的事老在脑海中惦记：那些年已半百的儿辈的工作、升迁、离退，他都似乎不经意的还是要过问、叮嘱；孙辈们的考试、升学，他也会询问关注；当得知我购房置屋，他会几天转碾不安，直至我将房款的来源、贷款计划全盘托出，他才放心，并反复叮嘱要我廉洁奉公、正直本份。

父亲，是一本书，是一面镜。他以自己的言行与人生，教会我做一个真正的人。

 ——谨以次文献给我人生第一次记得的“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