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下班后我到华商大厦自行车棚取车，看到厚生很沮丧的样子站在那里，显然已经发呆了好长时间。他来蛇湾才十天，我俩已经是好朋友。我问他怎么了，他含着眼泪说：“我刚收到一封信，相恋了五年的女朋友提出分手，我要马上回北京一趟。”

过了一个礼拜，他从北京回来，没多说什么，只是告诉我：“了结了”。

1989年夏天，来研究所求职的人特别多，个人简历都很漂亮，把余约风的眼睛都挑花了。呵呵，要是我晚来半年，估计他连我的简历都懒得看。几个月时间，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这是一次学者“下海潮”，类似古时的“投笔从戎”。有人“下海”很彻底，扔掉研究课题，就去创业了；有人跑去国外求学，包括被逼无奈去的；还有更多的人离开大学和社科院，到企业工作。

蛇湾的变化也很大。上级派来调查组，《蛇湾通讯报》停刊，不少人受了处分……在我们研究所，“蛇湾模式”的研究和宣传少了，更多的是股份制改造策划、蛇湾内部管理和发展战略研究。

从这个夏天开始，研究所来了不少人：屁股挨过子弹的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武汉大学哲学博士，还有《蛇湾通讯报》才女、蛇湾培训中心前主任……

厚生是北京大学世界经济专业保送到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研究生。1989年盛夏的某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低头写报告，听见一个抑扬顿挫的声音跟余约风谈话，于是抬头看了一眼，那是第一次见到他。研究所的员工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包括所长余约风和副所长Lucas。客人跟余约风谈话，声音稍大一点，大家就听得清清楚楚。

二十四年了，我已经不记得那天厚生跟余约风谈话的内容，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的声音特别大，语气咄咄逼人，好像是在对余约风指手画脚，又像是在给我们所有的人上课。按说他是一个求职者，可哪像求职的样子？

余约风还是收留了他，并委以重任，让他负责策划蛇湾第一家企业上市。我跟他住在一个集体宿舍，每天一起上下班，成了好朋友。

一年后，蜀仁来研究所上班，我和厚生、蜀仁变成了“三人帮”。蜀仁来自贵州社科院，曾多年参与国家体改所组织的西部发展战略研究。他见多识广，尤其喜欢禅坐，跟我说：“以前我眼睛近视，要戴300度的眼镜，打坐之后，眼镜都不用戴了。”从此，我学会了静坐，还真有效，失眠的毛病明显改善。

学者“下海潮”为研究所带来新鲜血液，加之股份制改造正如火如荼，研究所因此又辉煌了几年。这里聚集的一帮“怪人”并未真正下到海里，但都跃跃欲试，每天仍激情澎湃。

从同事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厚生和蜀仁对我影响最大。厚生学的是美国经济，典型的西方文明；蜀仁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很深，我当时读的历史书都是他推荐的。很有意思的是，时隔二十多年，厚生现在对中国历史研究很深，他曾到季羡林家附近，一住就是几个月，每天跟季羡林聊天；而蜀仁则自费到德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虽然他还是爱中国酒、中国茶和太极拳，聊起来却对西方文化如数家珍。

也许是受学者“下海潮”的影响，我身在研究所，后来还当了副所长，但我的“思想家”梦想却渐行渐远。1993年6月，我终于离开研究所，“从戎”到华商文化，担任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