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张居正和冯保的联合为什么会具有左右朝局的能力，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明朝的政治制度。

自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以来，作为皇权有力监督者的宰相制就此废除，代之而起的是内阁制度。阁臣实则相当于皇帝的顾问，虽然仍保留了封还手诏之权，即可以对皇帝的旨意表示不同意，但这种情况却极少发生。

阁臣和宰相的权力其实是不可比拟的，但后人之所以称内阁首辅“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则是因为朱元璋的子孙们太不争气，他们显然没有老祖宗曾经的魄力和霸气。明朝一朝中出现了很多在后世看来荒诞不经的君主，比如正德，嘉靖，还有目前仍是太子的万历，而虽然行为中规中矩但实则不理朝政的皇帝更不在少数，万历皇帝的老爹隆庆仅仅是其中之一。

另外，明朝对外戚干政防范甚严，在选妃时就十分注重控制豪强和官场的力量，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为例，她是民女出身，先做了隆庆府中的宫女，怀孕之后母以子贵被封为贵妃，其父只是一名普通的泥瓦匠，唯一的弟弟还是个太监，对于政治的干涉能力几乎为零。

虽然摒除了相权的制衡和外戚的威胁，明中期之后，皇权还是开始不可抵挡的削弱，以内阁为代表的文管集团和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实则把持了朝政。

明朝设司礼监，司礼监直接听皇帝的旨意办事，皇帝说批哪些就批哪些，不通过的会叫司礼监把奏折退回内阁重新拟票，原意是让皇权更加集中，因为司礼监的太监在只是皇帝的家奴，本身并不具备什么影响力，而司礼监也就可以看作是皇权的延伸。

如果皇帝昏庸，太监擅权的情况下，司礼监就会变成朝政的一颗毒瘤。结果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在明熹宗时把持司礼监，弄得天怒人怨，正是皇权旁落的集中体现。

在当时的官场中，内阁首辅被称为外相，称司礼监的第一把座椅，即掌印太监为内相。

明朝法律的通过流程如下：大臣提案，内阁就提案批复意见，把提案转给太监，太监转给皇帝，皇帝确认是否通过提案，太监盖章发回内阁，内阁发出通过的提案。

如果皇帝认真，提案权在大臣，决策权在皇帝，真正有权的就是大臣和皇帝，内阁和太监仅仅就是传递资料。如果皇帝完全不认真，提案会被内阁筛选，则真正有提案权的就是内阁，有审批权的则是司礼监。

内阁与司礼监，本应该是一个互相制约的关系。各府部衙门进呈皇上的奏本到了司礼监后，按常规都会转到内阁，内阁大臣拿出处理意见。另纸抄写再呈上御前，这个叫“票拟”，也叫“阁票”。皇上如果同意内阁的票拟，再用朱笔抄下，就成了谕旨，俗称“批朱”。司礼监名义上的职权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照内阁拟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但若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的皇帝，“批朱”的大权就落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中。故而，内阁的票拟能否成为皇上的谕旨，则完全取决于司礼监掌印。

高拱任首辅期间，司礼监先后有陈洪、孟冲掌印，由于他们都是高拱推荐，加之隆庆皇帝对他这位在裕王府担任了九年侍讲的旧臣倚重甚深，所以内阁的票拟，都能够正常地得到“批朱”。现在却不同，冯保本是高拱的死对头，加上新登基的皇帝又是个孩子，冯保完全有可能为所欲为。高拱因此又联想到武宗皇帝时的那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由于他深得武宗信任，独擅“批朱”大权，一时间内阁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刘瑾成了事实上的皇帝。

但是当皇权已经逐渐旁落，逐渐变成一种意义上的象征时，司礼监也和内阁一样，成为有自己独立意志的机构，代表着特定一群人的政治利益，而不仅仅只是皇帝的奴才。

内阁的权力姑且不论，司礼监的第一把交椅代表的实际利益，由冯保被抄家时的财产就可见一斑：

白银二佰四十二万陆仟零四石。黄金十二万壹仟叁佰零二石。

祖母绿宝珠盈寸者叁拾一颗，不及寸者伍拾柒颗。翡翠两匣，计玖佰肆拾玖件。其它各色美玉饰品十五箱，计陆仟陆佰玖拾柒件。各色古瑟壹佰叁拾陆张。

各色骨董贰仟捌佰贰拾玖件。唐宋元等朝贵重字画柒佰肆拾叁幅，其中包括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唐怀素《食鱼帖》以及南唐李后主所书《心经》等极品。

各类精瓷玖仟陆佰捌拾捌件。京城私宅三处，铺房五处，计房屋肆佰壹拾贰间；沧州府治房产一处，保定府治房产两处，共计房屋贰佰柒拾陆间。沧州、大名、真定、保定等府及大兴、昌平等县田契贰拾柒张，共计田产壹仟零伍顷陆亩贰分。

房产，珠宝，字画价格难定，仅仅是二百多万两白银，就接近隆庆皇帝在位时全国上下一年的赋税俸禄。

皇权在不断的旁落中，而司礼监和内阁则在微妙的互相制衡中牵绊前行。

高拱和孟冲的组合已经快要走到彼此事业的尽头，而张居正和冯保的联手，又将开创何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