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柏拉图对诗人、诗歌的基本观点：

（一）哲学、诗歌、理想国

柏拉图《国家篇》第十卷中说：“为了不让诗歌责怪我们过于简单粗暴，让我们进一步对它说，哲学和诗歌之间的争吵古已有之。什么‘对着主人狂吠的狗’、‘咿哑学语的婴儿中的巨人’、‘穷鬼中的精明之士’，以及其他无数说法都是这种争论的证据。尽管我们仍旧要声明：要是消遣的、悦耳的诗歌能够证明它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有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非常乐意接纳它，因为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它的迷人，但是要背弃我们相信是真理的东西总是不虔诚的。”

柏拉图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他所构想的理想国，应是一个“哲王之治”的理想的国家。他认为“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是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二）诗人的角色

柏拉图认为，诗人有三种不同的角色：

1、第一种角色，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即灵感神授者，这是就诗的创作状态而言。

柏拉图认为诗人的灵感来源于诗神，来源于神明的启示。“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二他们，悬成一条锁链......通过这砦环，神驱遣人心朝神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 灵感的源泉是神，诗人只是接受赐予，传达着神的指示。“这类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最平庸的诗人有时也会唱出最美妙的诗歌。”

2、第二种角色，诗人是模仿者，即是对与真实世界隔了一层的现实世界的模仿，这是从他的模仿说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诗人的模仿不利于读者对诗歌的理解而且诗歌本身不能反映真实世界，而且

与“理世” 世界的真理隔了三层，诗人离真理最远。在柏拉图的哲学范畴中，“理式” 是作为事物的典范和标准而先验存在的、绝对真实的客观实体。神创造床的“理式”，工匠模仿“理式” 制造作为实物的床，工匠是“床的制造者”；艺术家只能摹仿工匠的成果，制作床的相似物，即所谓的床的艺术形象。诗歌和艺术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制作实物，而只是提供一些不具有实体形态的拙劣的仿制品。

3、第三种角色，也是实用的角色是颂诗诗人，即歌颂神的至善，至美，教导青年勇敢，节制，这是他构想理想国时对诗人提出的要求。

柏拉图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要求文艺“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即有益于建立“正义” 的城邦和培育“正义”的人格。因此，“年轻人应该首先接受那些典范的道德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拿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来滋养我们的年轻人的问题。神灵应该在任何一种形式的诗歌中以正面形象、英雄形象得到再现。而诗歌常常亵渎神灵，丑化英雄，摧残理性，滋养情欲，因此“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因此，柏拉图要把诗驱逐出理想国，除非它“真正能给人教育，使人得益”。

（三）诗歌的罪状

柏拉图指控诗歌的主要罪状有三条：

1、诗歌模仿的是影子的影子，不是实体和真相，“背弃我们相信是真理的东西”，它同真理隔着两层。

他说：“从荷马开始的诗人这一族都是美德影像的模仿者，或者是他们‘制造的’其他事物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没有把握真相，而是我们刚才所说那种画家。”在《法篇》中他更明确地讲：“我们应当用真理作为衡量的标准，无论对真理作何种解释，而不要用其他东西作标准。”

2、第二，诗歌容易激发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摆脱理性的控制。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灵魂的最高部分，这是理性部分，人只

有靠理性，才能真正把握可知世界，领会和认识到正义、幸福、真、善、美的“相”；一是灵魂的低劣部分，这是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因此理想国的公民必须以理性控制情感，以便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

3、第三，从对青少年的教育出发，对一切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诗歌，都应禁止在城邦中流传，对于创造这类诗歌的诗人则应驱逐出境。

他认为：“我们必须先对编故事的人进行审查，接受好故事，拒绝坏故事。然后我们要鼓励保姆和母亲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通过审查的故事，用这些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胜过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他们现在所讲的故事大多数我们都要加以抛弃。”

二、诗人被放逐的原因总结：

（一）理论根据

在柏拉图的心目中有三个世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念世界”永恒不变，超越时空，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是万事万物产生的原型和追求的目的。“现实世界” 是有感官感知的个别事物所组成，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摹本，而“艺术世界”则是依存于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的影子。因此，诗人只是影像的制造者，并不曾抓住真理，诗人是不真实的，是拙劣的模仿者。

（二）导出原因

作为思想家的柏拉图，他提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作为政论家的柏拉图，却时刻想着文艺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他看到了诗人神性的一面，却对诗歌的真理性大为鄙夷；他清楚诗歌特殊的魅力，却只想把这种魅力严格限制在像工匠艺人一样的实际用途上；他想利用诗人为城邦的教化服务，却又要对诗歌进行严格的审查，不合格的有又要被驱除出境。

柏拉图强调德行至卜，鄙视诗人的非理性和不克制、宣泄。而诗歌看重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较之人性中理性的部分更便于摹仿。诗人的作品对真理没有多大的价值而且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所以应拒绝诗人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摹仿诗人对于人心也就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摹仿诗人让人们丧失理性，这是柏拉图要驱逐诗人的主要原因。

三、诗人被放逐并不意味着根本上反对诗歌

作为古希腊卓越的哲学家和美学家的柏拉图，自幼就酷爱诗歌、音乐和体育活动，从其本性来讲，他并不拒斥诗歌和其他艺术。因此，即使在他从其政治观、教育观、哲学观出发，为诗歌罗织罪名时，也不时地流露出他对诗歌、音乐和艺术的热爱之情。

他说：“我们必须寻找这样一些艺人，凭着优良的天赋，他们能够追随真正的美和善的踪迹，使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循此道路前进，进入健康之乡，那里的美好作品能给他们带来益处，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和他们的耳朵听到的都是美好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好比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熏陶，从童年起就与美好的理智融合为一。”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要什么样的诗人存在，什么样的诗人不准入境或被驱逐出境，根本的一条，就看他们创作的作品，是否对培养青少年有益。

四、结语

（一）“艺术世界”是依存于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的影子。而诗歌归于艺术，诗人的作品对真理没有多大的价值而且描摹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些都不符合柏拉图“哲人之至”的理想国理念。因此柏拉图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

（二）柏拉图认为诗歌也有积极的作用，只要诗人的作品对青少年健康有益，他就不会被逐出。因此柏拉图并不是完全地、从根本上否定诗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