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时间，还是愿意多听听各种专家的讲座的，毕竟，隔行如隔山，听人家说说不同的专业，谈谈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还是很有启发的。

今天20220512，周四，感谢是在特殊时期，可以上课之后有时间安排做自己喜欢的事，网络听了一位文史研究员、博导的讲座，咱也不熟，也怕套近乎，就不说名字了。姑且称之为D教授吧。

主讲人简介中，D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时期中西关系史、东亚海域史研究等，能在网上听这样一位专家谈谈明清时期的中西关系史，平时也没机会，也是很难得。

刚开始有点事，没听开头，有点遗憾，一进会议平台，就听到D教授讲研究明清时期贸易需要掌握的语言：葡萄牙文 荷兰文 法文 瑞典 丹麦 俄罗斯文等，还有传教士自己的民族语言。

这个观点很新鲜，D教授说一直到18世纪末，国际通行的语言都是葡萄牙语，这个和葡萄牙当时的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很有关系。

传教士主要用本民族语言写日志，当时的传教士以葡萄牙人居多，主要文献主要是葡萄牙文，其次是西班牙文，还有意大利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波兰文、捷克语等，尤其是科学考察方面的文献都是法文，这里有重要的科技信息、民俗信息等，可以说，当时的传教士身兼数职，博览群书，简直就是百科全书。

D教授特别介绍一个叫杜赫德的人，由于没有PPT，凭着音译，找了一下这个人的相关介绍：

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 法国，1674-1743 )，1674年2月1日生于巴黎，1692年9月8日进入耶稣会，1708年在巴黎书院任教。随后杜赫德被选为郭弼恩的继承人，郭弼恩是皇帝的忏悔神甫勒特利(P. Le Tellier)的秘书，专门负责收集整理各国耶稣会士们信函。

入华耶稣会士寄回了大量书籍和信件，从而促成了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在这些书中，最有影响的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杂纂》，其中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影响尤为广大，该书全名是《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1738年被翻释为英文。

杜赫德尽管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丰富的材料进行整理后，编辑成一本条理清晰、资料丰富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语言观代表了当时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认识的整体水平

讲到这里，D教授强调了做这个研究的门槛有点高，首先是体现在语言关上。

浩瀚的文献资料，需要多种语言去解读、去分析，还有很多是手写稿，你还要熟悉十六世纪、十七世界的以上文字的手写体的特点，

现在是回顾式的总结，这个观点应该是D教授的门槛高的第一方面： 

第一个门槛高：语言门槛

第二个门槛高，就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需要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看。

中国历史文化要了解，比如，中国的礼仪之教，需要翻译四书五经，格物穷理之学等，

西方的历史也要有所了解。各种典故、圣经、亚里士多德、八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巴洛克艺术等，都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D教授特别看重传教士研究的中国学问，强调要多了解一下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内容，才能对明清时期的文本有些基本的了解。

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我一直强调语文观、大思政观，不要拘泥于一个死板的学科中，要把学习与生活联系起来、与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学到真正的本领。

其实说白了，每个行业，放眼长远，顾全大局，都是有所裨益的

第三个门槛，就是要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特征

1中国与西方的了解越来越频繁、密切、直接，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2这种交往仍在延续、延长，而且，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关键.双方交往留下的文献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文化相互影响，中＞西。

3中国或东亚对欧洲的影响越来越大，包括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明清时期与中国有关的西方文献非常多。天主教传入中国，只是一方面。还有中国对其启蒙思想的影响、社会风气方面、艺术表现方面，比如洛可可，中国风等，这都是中国或者说东亚对欧洲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EUROPE，译著)是20世纪一部无论就资料丰富还是思想深刻而言都可谓“经典”的著作。全书分为《发现的世纪》、《奇迹的世纪》和《发展的世纪》三卷九册，详实地考察和梳理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面研究了世界现代史中欧洲的亚洲知识以及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内容几乎涵盖了16-18世纪欧洲所有关于亚洲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详尽描述了亚洲的生活与社会状况，构建了完整的亚洲形象。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都是足以匹配并与它们所记述研究的那个伟大时代争辉的巨著。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也属于这类巨著。但是，写了十几卷，还没有完成他的预期，就去世了，

但是，现在的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好像这也是事实。不过，话又说回来，西方对我们的了解，很多百姓的印象，好像也只是滞留在上个世纪六十七年代的中国，

我们要交流，相对平等的交流，才有可能消除双方之间的各种误会。

D教授说中国是西方交往最重要的目标。好像确实如此，希望这种重要是带着友好和尊重的重要，而不是当做假想敌，戴着有色眼镜去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