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移动的盛宴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人称大上海。张爱玲、苏青文字的吉光片羽，构筑了它的韵味：或高雅，或世俗，或堂皇，或苍凉……

张爱玲在一个短篇小说中这样描述上海：“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的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

上海的一条条大街弄巷，就像张爱玲手上的肌理、纹路。

她笔下人物的衣着，女士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裙角摇曳，顾盼生姿的。男人呢，则西装笔挺。年轻的西装大敞，内有小马甲、领带；年长的西装双排扣，配有镏金袖口……

二十至四十年代，张爱玲生于斯，长于斯，成就于斯，纠缠于斯。她在上海奔波着，创造着，享受着，自个儿在这里写小说、写剧本，自个儿插图，自个儿设计服装，也在这里恋爱，变故，幸福并悲伤着。她在上海青春年华，仅仅几年的创作，就迅速窜红，名噪一时，成为传奇作家，传奇人物。

上海是她生命的襁褓，文学的襁褓。身穿旗袍，脸庞扬起的张爱玲，成为旧上海琐碎浮华，流丽大千身影的象征。

五十年代初，张爱玲到美国定居，远离了她熟悉的环境，再也见不到那泪珠一样红黄湿晕的月亮，听不到寓所里飘出的《影子华尔滋》的钢琴声，找不到路边停靠的黄包车，乃至“常备神药，环球无二”的仁丹广告……更不用说那些纷纷攘攘的，操着华洋混杂调门的人群。上海的那种水映缠绵，月勾情浓，那些脂粉味，人文味，咖啡味都远去了。当年写《金锁记》、《红玫瑰，白玫瑰》的氛围，那软红十丈的天地，那物欲得无所顾忌，纯情得惹人怜惜的男女，都不可追温，幻化为一种凭吊。而她，却一厢情愿地续梦、圆梦，想继续描写让她魂牵梦萦的赫德路，来喜饭店，姜公馆和高丽棉的被面，青莲色的旧夹袄。时过境迁啊，她没法再去找柯灵发表小说，没法再听到傅雷带批评的声音，也再不能与赤樱们逛商店、买布料、吃冰淇淋，看日场电影了。偌大的美国，绝大多数人不认识她，美利坚主流社会没理会她，她像一滴油，没法融入水中。她晚年独居加州柏克莱城，深锁玉宫，闭门谢客，成为悲怆而神秘的真空女神。她和美国互为她者。华美转身，一地阴影。那旗袍下，大上海底蕴的稀释，文学创作失去母体，她的创作徒地萎缩。

海明威说，如果你够幸运，年轻时待过巴黎，那巴黎将永随着你，因为巴黎是移动的盛宴。啊啊，不对了，至少上海的盛宴没能移动到大洋彼岸，否则，张爱玲的晚期不是这样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不能预设，没有彩排，没有回程票，人生也不能修改。就像坠落的秋叶无法再挂上树梢一样的无奈。这就是人生和历史残酷无情的一次性。假如可以重来，可以克隆，可以修改，那么，一切意义都将消解。

胡适，当年从美国学成归回到故乡，母亲说：“你种的茅竹成林了。”胡适说：“妈，我没有种过竹。”母亲说：“你去菜园看看。”胡适进了菜园，茅竹茂密，碧绿苍翠，总有千根。胡适自己都记不起、也回不到当年的细节中去了。

迪克牛仔，曾摇滚北京，唱道：“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张慧也唱道：“我也曾经想过回头寻找来时的路，心中的你已经太模糊……”蓦然回首，曾经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河水竟日流淌，不舍昼夜。这就是哲人苏格拉底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而今的大街上，有不少《昨日重现》咖啡屋，连锁呢。昨日重现，是一种虚幻，一种怀想，昨日永远地，回不来了。曾经拥有的那些快乐时光，都使得今天如此黯然神伤；也许会见到昨日的一些模样，但它绝不是迷梦中的景象。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