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惠龙：喜欢戴冰

许多年，许多年没见戴冰，不久前和学洙老师去戴冰父亲新居，也没见到他，可他的气息似乎总萦绕在我身边。这不，他新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不存在的分界》又邮到我的案头，此前，还有他的《惊虹》……

读着《不存在的分界》，我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最突出的印象是：创作需要天赋。戴冰所留下的文字，都饱含着他与众不同的天赋和特有气质。

那是1993年初，我力主给戴冰出书，那时他25岁吧。初识戴冰，是1989年12月在《山花》上看到他的《短夏》，1990年8月在《花溪》上看到他的《我们远离奇迹》。《短夏》：“深夜三点，一个最莫测高深的时刻。雨终于下来。”小说就这么开始了，起句不凡。结尾呢，“‘只要活着都是真的’，‘是谁，是谁借我的口这样回答我……’”一种诗化的色调，将所谓的彻悟抵消。《我们远离奇迹》：“我站起身来，点亮烟，知趣地忘掉责任，忘掉沉重，跟着喧嚣的脚步，融进很老很老的夜色……”，很耐人寻味。我注意到他小说的质地，这其实只是一份自我的“青春期记录”，质地坚硬而又柔软，细腻而又粗狂，很有形而上的意味，而且写得颇为快感。依我愚见，判定这个后生不简单，机黠、聪睿、慧根早显，创作前途未可限量，该给他助助力。于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我们远离奇迹》，就与我省的老作家们并列了。10位作者中，戴冰最年轻，其中有大他整整40岁的前辈。老作家们的时代遥遥地过去了，给老作家出书，有“补偿”性质。戴冰的书呢，则昭示新一代已经突破了老作家们的写作路径，具备了某种觉醒、蜕变和“反叛”，引发我们对小说定义的重新审视。那时我不曾与他谋面，见文不见人。直到集子出来，作者签售，才第一次见了他。一望之下，就是特有灵性的那类，文质彬彬，令人喜欢。

戴冰出自书香之家，家学渊源。狮子山下市文联的大院，是他曾经厮混之所在。那里，英才聚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论戴冰或者董重，不论他们是皈依的或是叛逆的姿态，都应当承认他们被浓浓地熏染了。董重是画家董克俊之子。戴冰在《董重小像》中说，“董重的画在国外展出在国内获奖，并被政府和个人收藏”，“在我们都还是少年的时候，我们都曾写过一阵子诗，其中董重写的两句至今令我感动：我永远一手提画箱/一手提风景。”这就是熏染的佐证。但这些是后天的，天赋、气质与环境熏染毕竟不是同义词。

《不存在的分界》取材极广，涵盖的时间跨度很长，留下了戴冰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沉醉。沉醉是人生的幸事，无论沉醉于思想、宗教、哲学、文字还是情感。戴冰从写诗、书法、油画、摇滚乐、歌星梦到对博尔赫斯毫不掩饰的倾慕，苦苦思索生命与死亡，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妄，现实与魔幻，病态与常态这类命题，眼花缭乱，纷繁驳杂，当然也精彩纷呈，这其实是戴冰极佳的生命状态。很难想象，没有沉醉的人，生命是何种状态。可读者常常费解，误读，错愕，犹如陷入闷局：这些，是真诚童心，是老练豁达？是诡谲艰涩，是趣味另类？是才情勃发，是曲高和寡？是思接千载，是悖论游戏？戴冰在《追逐》的“赘语”中写道：“我相信人心中会有些东西，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惊鸿一现，就像幽暗深渊里稍纵即逝的光影，比潜意识潜得更深，比幽暗更幽暗，他们跟一个人的经验无关，跟理智也无关，但也许更接近一个人灵魂的真实图景。”戴冰创造了只属于自己的文本，他的总体指向在于揭示或逼近“灵魂的真实图景”和人类生存的“真相”。戴冰沉醉并晕眩着，沉醉并快乐着，沉醉并体验着，沉醉并吟啸着，沉醉并律动着，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提升，一天天分崩，一天天彻悟，一天天老道，最终，定格于文学创作了。他说：“我每天写上几页，体会到了巨大的游戏愉悦，以及写作带给我的幸福感。”（《倾城》赘语）他把创作视为一种可能的真实，一种可能的凭借，一种可能的宽敞，一种可能的快意，这大抵就是他一路走来的谜底。

细节未必决定万事的成败，细节却决定创作的成败。细节是生活里细腻生动而又很有张力的面向。杜应国先生在《不存在的分界》的序中，对戴冰写作的细节作了透彻分析。他说“细节是浓缩的描写或描述，是平面中的突起，是突起中最尖锐的锥点。这是戴冰叙事中最出色，最起彩，也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不存在的分界》中，有一篇《师友小像》，写了杜应国、王尧礼、袁政谦、董重四个人物。我私心以为，这就是杜应国先生所说的最出色，最起彩的文字。每个人物都几百字，白描手法，洒脱、遒朗，意象单纯而丰富，用笔简约而传神，淡而有味，简而有韵，方寸之内，如历如见，颇得明清笔记小说神韵。而实现这种艺术境界，全靠细节的真实与精彩。他写王尧礼好书成癖，好书成痴，习古既久，浸染弥深，用了几个细节，人物就呼之欲出。收束时，写王尧礼形象，戴冰写道：美国“九一一”不久，尧礼出差北京，于前门车站排队购票时遭保安阻难，盘查良久，又打电话回筑核实，这才勉强放行。究其原委，盖因其须长近寸，疑似中东之恐怖分子——此事发生于尧礼这般“古董级”人物身上，令人只想狂笑。真可谓缩龙成寸，形神毕肖，尺幅之间，玄机重重。难怪有人评说： 须长近寸，有道高人，乃太白手笔。

概括戴冰的风格，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超越了我们对传统作家的“提炼”，比如，海明威的坚硬，卡夫卡的荒诞，三岛由纪夫的血腥，周作人的内敛，沈从文的儒雅，张爱玲的阴冷……，我们却无论用哪一两个词汇，都很难罩得住戴冰。戴冰有多种运思伎俩，用多套笔墨行文，对种种语词魅力都非常执着、敏感，他出色地拓宽了汉语言的表现力和无限空间，令人欣赏，令人喜欢。他写的《断想罗大佑》，表现了他是一个文化的体验者，丰富的语词间挟带着文化之风，雄辩、震荡而富丽。“罗大佑和李宗盛才气迫人，余者皆望尘莫及，可谓双璧。罗大佑体瘦，李宗盛体胖、罗大佑气质似老杜，沉郁而有担荷。李宗盛似太白，灵动而有高致。罗大佑尽关注重大命题，李宗盛更爱写凡人歌。罗大佑是基督情怀，李宗盛多酒神精神。罗大佑似儒，李宗盛近道。李宗盛倜傥，罗大佑痛切。李宗盛就巧，罗大佑求拙。“看看，戴冰用字如用兵，行文如列阵，短促，铿锵，内力浑厚而绵长，给人无比的阅读快感。戴冰写《也说余秋雨》，正题是周渔璜的“安得天下尽聋聩，凭君高座说文章”，文笔淋漓，轻快又尖酸，俏皮话说得得心应手。不禁让人想起忽必烈说的：文明只能强奸掠夺，不能抚摸沉溺。戴冰笔调多样，笔底斑斓，万象纷呈。一些时候，丰富得应接不暇的文本，让人转不过神来，而这里，却像是语词和意象狂欢；一些时候，语词陌生，既像内心独白，又像滑稽游戏，这可能是他独有的叙述策略？一些时候，话语的纹路细致绵密，太精，太细，太工笔，像密不透风的林子，有一种黏稠，这有可能丧失耐心不够、准备不足的读者。

戴冰文学的收获，除了天赋、气质之外，阅读是重要原因。戴冰是下过功夫读书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皆有猎涉。我看，左拉、昆德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布扎蒂、鲁尔弗仿佛是他的最爱。从他的文字中，常常露出他丰富阅读的踪迹，更不用说那些读博尔赫斯的笔记。他的阅读与创作，水乳交融，难分难解。戴冰的确在阅读中受益匪浅。比如，从《鲁尔弗的地狱世界》中，我看到他意会了鲁尔弗们观察世界生活的特别之处，意会了故事叙述的特别姿态。他说：“如果一篇作品跟它的所表现的内容之间形成某种磨擦或者反差，其内容所蕴含的意义就会鼓胀起来。就这点而言，诸如加缪和梅尔文·凯利这样的作家都运用得非常成功，但没有人像鲁尔福这样做到了几乎极端的程度。”戴冰是一个很有底气，而又不安份的精灵，他的文字蒸腾着生命的热度，同时他又绘制怪圈，建造迷宫。在迷宫的外壳下，剖析、解读人类行为。他构词设喻，讲述说理，书卷气很重，总在拉大作品与读者之间距离，他的语词此起彼伏，互相补偿，又相互抵消，他甚至掩盖故事、情绪、主题，形成一种离间效果，一本正经的荒诞不经，在把读者引诱到充满悖谬的幻觉世界，仿佛在和读者进行阅读经验的悖论游戏，这时，如他所说，内容所蕴含的意义反而鼓胀起来，也终究套住了读者。这是一种美学品质，得力于他语感的吸引力、诱惑力和穿透力，也折射出他对心灵自由的执著。《什么使博尔赫斯不安》，解读大师，十分精彩。“不完全是成为虚构的可能性或现实使我们不安，而是有限者面对无限时的不安，是存在者面对消解存在时的不安，或者，对永恒存在的不安。”这是学者的思索，哲人的智慧，诗人的语言。

老朋友廖国松说，而今的戴冰，除了写作，还编书，办杂志，搞策划，组识文学活动，俨然成了正二八经的“文学工作者”，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摇滚青年的影子了。依我之见，或许摇滚青年比文学工作者更为可亲，更为可爱，也更真实。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人都要一天天长大，都要一天天变老呢？当然，作为文学工作者的戴冰，不娇情，不卖弄，不戴面具，没有分裂，气质依旧，真诚依旧，聪睿依旧，我们：喜欢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