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惠龙   此岸彼岸

“生活在别处”，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流行语。最初，是那位忧伤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常叼着烟，裹着风衣的阿尔蒂尔• 兰波说的，他栗色的头发，蓬乱而野性，那犀利，冷峻的目光似乎洞悉每个角落的黑暗，他生活在巴黎公社时期。后来，安德列•布勒在《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把他的长篇小说《抒情时代》定名为《生活在别处》，他描绘了雅罗米尔这个年轻诗人激情而短暂的一生。小说很有杀伤力。雅罗米尔说了一句话：“生活就像是野草”，竟然让年轻人泪流满面。“生活在别处”这句话就风靡起来。典型的是，1968年，巴黎学生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在巴黎大学的墙上。

    原地和别处，故乡和他乡，此岸和彼岸，当然不只是地域概念，“别处”是精神的别处，精神的栖息地。昆德拉提到了逃离的命题。雅罗米尔几乎是病态地逃离母爱。母爱与生俱来。他像一条被母爱套着项圈的狗。他奋力从母爱中奔跑逃离，他不想要这种平庸，他向往别处，向往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可能，他要到另一个人的彼岸去。人类，是不是每个人都潜伏着这种逃离此岸的愿望呢？彼岸，可能很确定，可能不确定，可能美妙，可能不妙，而逃离是决绝的。

    我们不都是这世界的旅人？向往陌生的土地，向往蓝天的渺远？

这是一种强大的吸引。有如激情的涧水，在乱山碎石中流过，两岸的景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涧水渴望奔腾。鲁迅离开了绍兴，离开了此岸，当他重返故乡，却再也无法在文化渊源上认同故乡。他的眼里，故乡仿佛一块均质的岩石，灰暗，滞闷。“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却原来，原地，故乡，此岸不过是一个符号，一种存在，一点痕迹，一段记忆。人的一生中，谁没有几次重要的迁徙，转身和离开，只留下一个背影？聚散离合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一些人来了去了，一扇扇门开了关了。离开一个地方、离开一些人，离开一个位置，惟一离不开的是——离开本身。于是，“在路上”成为一种诱惑，一种推崇。走得远的，优雅的，不只是三毛背了行囊，到了沙哈拉沙漠。更有创造生态智慧学说的挪威人奥耐·聂斯，在北极圈的一座冰山上建起了小木屋……

那么，到了彼岸，彼岸又会失守吗？理想与现实的永恒断裂，是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厄运。一位曾在乡村度过寂寞岁月的人，来到一度向往的大城市。红尘万丈，车水马龙，他觉得这个世界太纷繁芜杂，他发现这里的人有房屋而没有家园。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居灵魂和双脚的地方。他说，走在村子里，就像来到电影《海上钢琴师》的那艘轮船上。还有，那位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他在晚年创作了《大地之歌》，在第六乐章，他写道：“我去何方？我去深山。我为寂寞的心谋取安宁。这次我再也不远走他乡，这次我回我的家园——寻找归宿。”这是马勒以音乐语言留给后世的精神遗嘱。还有呢，像美国作家梭罗那样，固守宁静的“瓦尔登湖”，这使得他的文字就像湖水透明，像山林翠绿，这不是对精神上的“别处”的寻找，对喧嚣世俗生活背弃吗？

注定的，寻寻觅觅，来来往往，有人激情地四处漂泊，寻找彼岸：有人彻悟此岸才是家园，终止漂泊。人类史几乎就是一个寻找彼岸，返回此岸的历史。可能靠近，未必抵达。这并非悖论。

                                                    200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