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惠龙  京西聊天

    呵呵，六千里路云和月，我们居然相会于京西，真是天赐的聊天的机会。

    日子曾经嘈杂而拥塞，负载沉沉。相比之下，这远离俗事的时辰，心境平和多了，宽余多了。我们捏着烟卷，谈兴起伏。话题很广泛，聊得最多的是“充分的文学”。

    我们几乎都认为，中外作家，你无论说到谁，让人最容易想起的总是他们那么几篇作品。比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沈从文的《边城》，柔石的《二月》，契诃夫的《草原》，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是这样吗？或许这就是作家们得意而经典的代表作了。仔细想一想，这些作品都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都不是浅薄的或者庸常的作品，它们的文学性是最为充分的。人们提到这样的作品，自然就想到作品所营造的那种浓浓的艺术氛围，那种萦绕在叙述中的不绝如缕的情愫，那种作家灵魂深沉的搏动。

    你说起话来有时简直就是书面语言。你说，高尔基曾经把契诃夫晚期的作品，比喻为秋天的阳光，明亮，温和，有着淡淡的忧伤。说明亮，足以明察秋毫之末：说温和，浸透着一种博大的爱：说忧伤，是因了俄罗斯的庸俗和不幸。契诃夫真诚的灵魂，使人景仰，情不自禁地想靠近他，满心希望像他那样地去爱，去思考，去创造。契诃夫难道不是不朽的吗？我说，契诃夫的小说实际写得很放松，他不像莫泊桑、欧·亨利那样看重结构，在这种轻松、潇洒中，他写得很充分，很文学，这就超越了结构，你说，《恐惧》像一篇小说吗？欧·亨利太讲究结尾，最有名的欧·亨利式的“反尾”手法，也很传神，也能照亮全篇，可总有人为巧思的痕迹，技巧的痕迹。历史真是无情，中外文学作品汗牛充栋，最终积淀下来的只能是最为充分的文学。你也写了许多文字，能留下来的，依我看还是几篇散文。汪曾祺的一些小说，像《桥头》，写得平静极了，从容极了，淡雅极了，虽然号称小说，其实是散文一类的，这才是汪曾祺的魅力所在。写你的一些比较规范的小说，准确说也是散文化小说。

    说到这份上，我们几乎都以为，小说与散文相比，散文又总是比小说更文学，小说可以塑造人物，可以编织故事。而问题恰恰在这里，正因为小说在塑造、在编织，往往就不如不需要塑造、不需要编织的散文离文学更近。想想我们自己，对我们影响深的还是鲁迅的《故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润土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故乡》从来到走，其实写得很散，可很感人。《社戏》呢，河流，石桥，渔火，松柏林，豆麦和水萍的清香，六一公公……这里蕴含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凄凉，就像秋水黄昏。还有沈从文《长河》，算一部长篇小说呵，可它没有什么戏剧性，没有悬念，没有高潮，抒情成份、牧歌成份很重，像流水平静流淌，艺术上是上乘的。这证明，文学最终是语言的艺术，最终在于它对人生、对生命的那种浸透。对于那些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大悲大喜的小说来，这种波澜不惊、款款道来的散淡的文字，更加渗透人的骨髓。

    说道这里，你有些激动起来，从沙发上站起，说，你还记得我们念中学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小册子？我说，记得，全是文学名著，淡红图案的封面。对，我们就是从那套小书走向文学的。

    第二天，我想，昨晚的聊天，是不是失之偏颇呢？细一想，也没大不妥。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未必经得起历史的筛选，因为历史筛选的标准绝不是数量。卡夫卡生前发了多少作品呢？他对他的大多数作品是拒绝发表的。《变形记》也是写完三年后才面世的。他还给他的好友布洛德留下遗嘱，要把他不好的作品统统焚毁。这位低产的卡夫卡，他的阴冷的怀疑，却长久地流传下来

    冬日的阳光露了一点出来，显得微弱，似乎在与阴云较劲。我私心以为，文学的途程是寂寞、艰难的。行行重行行，前路更何之。作家们在作品付梓之时，是不是要好生想一想，你的书，是充分的文学吗？会不会被读者在搬迁时淘汰出局呢？或者，压根就没有放上书架呢？

                                             200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