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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贫苦的乡村，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行知；

晏阳初，1890年10月26日生于四川巴中县一个书香世家，本名兴复，又名遇春，字阳初。

两个响彻中外的名字，来自华夏文化根基深厚的两个省份，一个将先辈的希望变更成深刻哲理；一个则将这种希望秉持了一个世纪并在其中加入洋文James。

世事沧桑多变，使这两个在历史长河中几乎是同时出生的华夏之子具有许多相同之点和不同之处。使他们在生活、思想、事业、理论上相遇，相分；相切，相离……

一、来自不同阶层，走向同一目标

童年的陶行知生活在受压迫的劳动者中间，这使他从小就深知并理解劳动者的痛苦和内心世界，养成了机智聪明、刚直无畏的个性。幸运的是他有了上学的机会，这是贫苦者获得幸福的珍贵机遇，也是受压迫阶层摆脱愚昧的少有机遇，他得到了这难得的机遇，并打下了所谓“旧学”的根底。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晏阳初，五岁启蒙读经书，条件优越得多，小小年纪脑子里就灌满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修齐治平之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影响了他一生，前辈希望他成为治人者，而且从小就受了治人文化的教育。 

使这两个不同命运、不同阶层的孩童以后相遇、相切的第一个因素是他们都进了西学，进了内地教会办的洋学堂。陶氏1906年进了离家仅八华里的崇一学堂，同样是受了某种至今仍难以说清其意图的恩惠，有人说是喜受，有人说是侵略；有人说是好意，有人说是恶意；千奇百状的施主和千奇百状的受主之间的施受本来就是千奇百状的，这无足奇怪，历史记得真切的是他进了西学，学了洋文、自然和医学，并在那墙上留下了一串“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醒目字迹。大约是在陶氏进崇一学堂的前两年，思想开明的晏氏父母，就让晏氏兄长跋山涉水步行四百来里，把孩子送进阆中县的内地教会洋学堂，其养育之恩可谓厚矣。

正是在使这二位趋同的环境里，他们各自则表现出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人。陶氏在打算继续于教会学校深造时，因对学校歧视不信教学生不满愤然退学，中断了学业；晏氏则顺从地领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参加了基督教的结社活动。受压迫阶层的反抗精神与儒家思想以及优越生活条件酿成的顺从品质第一次出现鲜明的对照，并预示出他们未来人生道路的是非曲直、顺逆甘苦。

一个怀有勃勃雄心的青年人是不会因为挫折而轻易沉沦的，经过一年多曲折艰苦的历程，1909年，陶氏又考进了汇文书院，苦难孕发出的强大爆发力使他一路领先，在五年的学习生活中创下了“秀绝金陵第一声”的惊人之举。社会处境和陶氏的天性使得他的学习生活带有跳跃性。晏氏所处的环境及其天性则决定着他规规矩矩地走着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历程。使得他虽早陶氏两年破蒙，却在他后四年——1913年才跨入高等学府。两个不同命运者又在大致同一时期进入人生的另一重要历程——大学生活，不过一人在南京，一人在香港。

相同的起跑线，相同的社会背景，陶氏修业中文系，晏氏就读政治学。晏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大学，不可谓不优秀，然而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就很少见他在其他方面的出色举动，说明儒学已内化到他的身心，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如果说他也有反抗精神的话，就是拒绝加入英国国籍，因而被取消了1600元的英皇爱德华第七奖学金。陶氏则不然，不知何故，他在金大学习期间却又插入了一段当徽州府议会秘书的经历，据考还响应辛亥革命在安徽屯溪余家庄发动革命暴动。在校时，陶氏也不那么“安分”，拥护辛亥革命，组织讲演会、爱国捐，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和西方政治学说，任《金陵光》主笔，写了许多有独立见解的文章，其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学系的毕业考核，却阴错阳差地得了一个纽约州大学文科学士学位。“专业思想不牢固”的陶氏在金大学业也很不错，否则是不会考得第一名，受到江苏省教育会的奖励，被教育会长黄炎培先生称颂为“秀绝金陵”的。

1914年，聪敏的陶氏，匆匆结束了大学学业，先晏氏两年踏上了太平洋彼岸那片曾为千百万有志改变中国命运的青年人向往的神奇土地。他先入伊利诺斯（现译伊利诺伊，后同）大学学习市政，与政治和当官有了联系；有趣的是晏氏两年后进耶鲁大学学政治经济学，也与政治和当官联系上了，他们后来却都抛弃了这个他们认为不能给劳苦大众带来幸福的专业，而去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以致后来太迷恋于教育事业了。他们这样认为，有人却不这样认为，包括许多未曾学过政治专业的人都认为这是改良主义，是教育救国。由此看来，两位先生确实都不宜学政治专业，他们后来的选择说明他们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还是逃脱不了那些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职业政治家的人们的屡屡批判。

陶氏总是快速地完成一切，快速地改变一切，入美仅一年便获取了政治硕士学位，并很快地改变了他所学的专业，1915年即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的门下学教育，1917年连博士文凭也顾不上拿，便像那黄河决了堤，怀着要使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向着那中国的、平民的道路上飞奔回来了。用他的言行证明了他是一个中国性、平民性最强的留学生，证明他的志向在教育而不在政治。

中国社会的富贵阶层到美国只能成为中下层，晏氏在美国也只能过上半工半读的生活，这种反差对晏氏来说是一种失落，然而他得到的更多，这正是他后来体验到华工的“苦”和“力”的基础。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多样，增加了晏氏的民族意识和改造社会的思想，使晏氏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秘密组织“成志会”。在此期间，晏氏结识了纽约市华埠基督教堂的许芹牧师，并与他的千金许雅丽女士相爱，这是晏氏因信奉基督而获取的幸福，也因此使他对基督的信奉更虔诚。他一生的思想、工作、事业、生活都不免带上了基督的印迹，遇着强者便顺从，遇着弱者便怜悯，当然不可能参加暴力革命，缺少战斗性；作为普通的社会一员，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或是因为他并不普通，或是因为社会正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他还是遭到了众多人的指责。

陶氏回国后按通常的惯例走上了大学教授以至教务长的岗位，其中少不了留美学生群体的撮合所起的作用，因为后来的校长郭秉文就是他的学长。然而不寻常的是陶氏的本色，为了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和一群德高望重的老人吵了起来，并决定丢官也不丢自己的观点。“五四”运动兴起，他又成了南京学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处开会、演说。除了教学工作外，他还兼任了许多职务，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形象此时已完全显露出来了，这当然少不了金陵大学学习时打下的基础。   

1918年夏，晏氏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大学毕业后第二天，带着对战场和劳动者的全然无知，他就沿着基督指引的路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参加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工作，在法国普兰战地服务中心，为五千华工做写家信、翻译、传达、代购物品等工作。如果说陶氏自小就受到中国劳动阶层的感情熏陶的话，晏氏此时才真正有机会接受这一宝贵东西。他亲眼看到了既要进行筑路、运输、挖战壕等繁重劳动，又要受洋人轻侮、蹂躏的华工，作为身在异域的华人，他不能不有感触。那时晏氏的平民意识尚不深刻，“从美国到法国去，原意无非是领导华工，可是在他人的国家里，碰到这二十几万华工，我才认识了真正的中国”。他体验到了华工的“苦”，认识到了华工的“力”，基督精神驱使他要救苦救难，他搜集常用汉字编成《千字课本》，办起华工识字班。经过四个月的试教，竟有35人能识字写信，他成功了，他认识了华工的智慧，并从与他们的共同生活中增长了智慧。继而推广扩大教学，一年后20万华工中就有38%的人摘掉文盲帽子，能阅读家信和由他编的“开通华工的知识，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的《华工周报》。从此，晏氏与陶氏一样，也加入到教育事业的行列。

一心一意改变中国教育落后状况而且要当中国平民的陶氏，回国后只能实现他愿望的一半，他如愿以偿地从事教育工作，却被社会惯性地推到了高于一般平民的教授和教务长的职位，不能直接为普通平民服务，这正是他的不满所在。满脑子思辨的陶氏，提出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之最大多数最不幸的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之最大多数而又最不幸的农人的命题。自然，寻找一条最有效的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教育途径成为陶氏思想的主题之一，这就使他不得不改变已有的角色——由穿长袍马褂到穿布衣草鞋。晏氏则在此之前带着几分自觉自知，几分不自觉不自知地进入平民生活。

办教育，要为平民办教育，陶氏这样认为，晏氏也这样做了。并通过做而认识到其重要性。两个出身和经历都不同的人，走过各自曲折的旅程，却有了共同的目标——办平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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