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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徽州文化与“行知精神”——哺育与反哺

从质性上说，徽州文化与“行知精神”是两个相互交叉的概念，即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又有着很大的相异性，两者互不包含。从形成过程来看，无疑“行知精神”的形成是以徽州文化为初始根基的，但“行知精神”在一般概念的徽州文化基础上已有了本质性的跃迁。依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哺育和反哺是自“行知精神”产生以来徽州文化与“行知精神”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对这一基本模式加以探析是明了两者关系的基础。

与徽州历史上众多有成就者大致相似，沐浴于徽州文化之中的陶行知幼年生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祖辈为名门望族，从外地迁来徽州，到父辈已几近没落，家境贫寒；二是本人十分聪慧，对徽州文化的接受既快又深入，能领悟到徽州文化的精华之所在；三是商业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们的父母在无以为业时常以商为业，儿辈从小即随父辈东奔西走。这样的出身和生活境遇预示着这类家庭蕴藏着巨大的内驱力，对祖辈生活的景仰，对异域的向往，对现实痛苦的切身体验，加之徽州文化“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贾而好儒的文化氛围的影响，在父子两代及社会文化间形成某种默契，即要克服困境，寻求家业振兴和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境界。商旅生活也造就了他们开放的胸襟和精明的思辨，善识机遇以及对每一可能得到的机遇都十分珍惜。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徽州文化基质的徽商的冒险犯难、开拓进取、勤俭创业、百折不回的“徽骆驼精神”，成为“行知精神”形成的基础和主要内核之一，对陶行知一生的事业和品德完善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他求学时为了借钱，别人说他“十叩柴扉九不开”，他回答说：“百叩柴扉不就有十扇开了么。”这是典型的徽州文化在陶行知身上的体现。显而易见，徽州文化哺育了“行知精神”，这种哺育不只是在陶行知青少年时期，而且贯穿于陶行知一生。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最迟至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归来时，“行知精神”已先后不同程度地反哺着徽州文化。这种反哺早年是通过陶行知写文章来实现的，比如他1915年写的《中国运入美国物产大宗之研究》一文即载于1915年5月出刊的《安徽公报》第40期，1918年写的《学校设备与卫生》等文便首刊于歙县编印的《安徽教育月刊》，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下去，一篇《徽州人的新使命》，不知使多少徽州人为之精神一振，短短数百字，不仅剖析了徽州文化的优劣，提出了谋全徽人民的幸福目标，也展望了徽州美好的未来，堪称徽州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作品。后来，通过陶行知的同学、学生、同志及相关事业对徽州文化进行反哺，例如陶行知的同学姚文采等人，晓庄学生方与严、唐明性等人，以及在家乡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工学团等。虽然这些事业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使行知思想和精神对徽州文化产生影响，而是使徽州人民更加文明、进步、幸福，但它们确实对徽州文化起到反哺作用。此外，陶行知还通过徽州在各地的同乡会及其他与徽州有关的社会关系对徽州文化产生影响。

陶行知去世后，这种反哺作用更为巨大，陶行知故乡现已建起多所以“行知”命名的学校，各县都有陶行知研究会，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已成为徽州教育的重要特色之一。

由上可见，徽州文化与“行知精神”之间哺育与反哺关系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它是“行知精神”与徽州文化之间互动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有几个问题值得更深入一步地加以明晰：

一是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早年是徽州文化哺育“行知精神”，后来则是“行知精神”反哺徽州文化。当然，在陶行知尚未接受徽州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影响或者说“行知精神”作为一种实际存在尚未产生之前，自然是徽州文化在哺育着陶行知，但在陶行知接受多元文化影响后，徽州文化也一直对“行知精神”的形成发生着形式、作用各不相同的哺育作用；相应地，“行知精神”对徽州文化的反哺也一直在进行着，事实上这两者也是一个互动、互相批判吸收，乃至融合的过程，“行知精神”过去、现在、将来都会为徽州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行知精神”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仍需要从包括徽州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中吸取营养，从而更加完善。

二是在徽州文化的主轴，即理学与反理学这一核心问题上，陶行知继承了戴震“达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反理学立场，反对“以天理压迫人欲”，主张“人欲是有地位的”，“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顺民之意，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1]。爱满天下，“人民第一”，始终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行知精神”的基石，也是“行知精神”最具活力的部分。陶行知通过实践和生活教育理论而不仅是疏证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不仅比戴震更进了一步，而且将徽州文化的主轴推进到现代文明发展的前沿，这本身是对徽州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但由于徽州文化是一种松散而非组织型的文化，这一点至今仍未引起徽学研究者的重视，从而制约着徽州文化自觉地向现代文化发展。

三是使徽州文化的思辨性格具有实证精神是“行知精神”反哺徽州文化在方法论上的突出影响。徽州文化的思辨性格源于朱熹，到戴震时期已相当完善，但这种思辨常盘桓于古书堆中，常回避现实问题，“行知精神”则明确提出要与现实生活格斗，“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2]，要行动、实验，要创造发明，要革新、奋斗，把寻求真善美社会的主导方向指向所生活的现实社会。

更加深入具体地细化徽州文化与“行知精神”之间的关系，尚需做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限于篇幅，这里只能钩玄提要，抛砖引玉。

[1]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A].陶行知全集·第2卷[C].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93

[2] 陶行知：对联[A].陶行知全集·第7卷[C].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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