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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逃离”与文本敞开的浪漫主义

——当代小说的隐秘超越路径

我们通过多种方法和角度探讨中国当代小说发生的艺术变革，这些变革确实是在80年代与西方现代小说对话的语境中逐步形成的。可以说，当代中国小说因此获得了想象力与情感表现力的解放，但我们依然在根本上心存疑虑，这样的疑虑大体由两个相互矛盾的问题构成：其一，通过长期对西方的文学的学习，这些西方文学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中国文学自己的经验？其二，将当代中国的小说艺术与西方小说进行横向比较，我们的艺术水准究竟如何？之所以说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问题，是因为前者是渴望中国文学具有本土的艺术经验，而后者则是要用固定化的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

如果把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绝对化，把西方文学教条化，这无疑会使我们面对中国文学经验时显得狭隘。显然，这里的“西方”泛指世界，也包括古典与现代，确实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经验的有机部分。但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现实面临的问题，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在21世纪确实发生了一些微妙同时深刻的变化。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我们在前面多处所言，中国当代比较有分量的小说与西方小说渐行渐远。这就让我们在评价和比较中国小说与世界文学的经验时发生困难。要解决这样的困难，我们就不得不去认识中西文学存在的差异。如果解决那样一个老问题，我们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小说的经验，也无法认识中国小说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那么遑论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可能有贡献了。

很显然，这里不是简单地去重复“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学”这样的老命题，而是试图解开这个命题背后更深的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根源。这一根源的解开当然首先有赖于我们去认识中西小说经验的基本差异，这并不是在传统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来比较，因为这样的比较已经是常识性的，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于：在现代性的共同基础上，中国现代小说以何种方式发展出自己的小说经验？它为何要发展出自己的经验？何以要以这种方式发展出自己的小说经验？由此，我们才可能评估中国当代小说艺术变革所取得的成就，也才可能认识到中国当代小说（也可扩大到文学）究竟有没有好作品。因为，如果不从差异性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而昌将西方的古典和现代小说奉为一个绝对的尺度，中国当代文学永远没有合乎这一标准和规格的作品。

也因为对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论述不能流于概念推演，本文选择从一个小视角切入，来看当代中国小说在一部分作家那里所采取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直接关涉到中国当代文学突破所选取的路径及由此所获得的艺术品性。具体来说，本章选取“逃离”作为关键词，从这个视角来透视当下小说创作微妙而深刻的变异。

我在这里讨论并用这种方式讨论这一问题，是基于理论上对文学的这样一种推测：作家在文学文本中设计的某些情节，可能暗示了他对自身文学道路的选择的看法，甚至暗示了对这一种文学道路的看法。

因此，我尝试用“逃离”这一概念，来看当今中国文学对这一少有涉猎的主题的处理，暗示了作家在艺术上的自觉与另辟蹊径的可能性。这一另辟蹊径不只是中国当代小说发生的变革，也是它相对于西方的文学范式所作的“逃离”。这种“逃离”当然不是出于它的怯懦和无能，而是出于它可能抵达自己的成熟期的一种自觉。我将这样的成熟期表述为“晚郁时期”，这就是对阿多诺和赛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这一概念进行的中国化的处理。汉语文学发展到今天所具有的自觉与成熟，意味着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积累、磨砺、沉郁的阶段，到今天正式进入到渐入佳境而发散的时期。“逃离”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解放，意味着这样的变革预示了它自己的道路，即从西方那里出来，走向自己的目标。也可能是别无选择或无可奈何，但它走向这样的道路毕竟成全了自己，有了成熟自觉的汉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