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容易轻信，易受暗示影响

上文界定群众时曾说，其普遍特征之一是极易接受暗示；我们还说明了，在一切人类集群中，暗示的传染性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这可以解释群众的情感何以会向特定方向迅速转变。有人认为暗示无足轻重，然而总体上，群众总是期待他人注意，既然处在这样的状态，暗示就很容易起作用。暗示一起，旋即靠传染机制植入群众的头脑，无一例外，群众情绪的完全一致立即实现。

进入大脑中的念头会自动变为行动，每个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个过程。无论这一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做出自我牺牲，群众都会闻风而动，在所不辞。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当一个人独处时，情况就不一样。这时，他会思考自己因受刺激而要采取的行动和所有要这么做的原因之间的关系。而结果往往是，他会放弃采取行动。

如此，群众总是在无意识的边缘徘徊，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心怀狂躁情绪，不受理性影响，丧失批判能力；如此，除了极端的轻信，就别无其他可能了。在群众里，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牢记这一点，你就能够理解为何子虚乌有的神奇故事能被编造、传播且不胫而走。经历过巴黎被围困的人都目睹了这种轻信的许多实例。高楼窗户里的一簇烛光立即被人们当作发给攻城者的信号。不过，略一思索人们就发现，在几英里以外根本看不见这样的烛光。

编造出来的故事在群众里迅速流传，不仅是因为群众极端轻信；另一个原因是，在群众的幻想里，事件被严重扭曲。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简单的事情很快就会面目全非。群众使用形象思维，而一个形象迅速唤起一连串形象，其中并无任何逻辑联系。我们很容易设想这种状况。有时，我们回忆一件事时，一连串奇怪的念头会涌上心头。理性告诉我们，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连贯性。但群众对这个事实视若无睹，真实的事件和叠加其上的幻觉就混为一谈了。群众很少区分主观和客观，总是把脑子里的幻象当作真相，尽管这些幻象和眼前的事实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按理说，群众对事件进行扭曲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毕竟，群众中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特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传染的作用下，人们扭曲事件的方式完全相同，在任何群体的个人身上体现出同样的特点。

在群众里，首先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扭曲成为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在十字军战士的眼前，圣乔治的形象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上。在此之前，这一形象肯定是在场的一个战士首先想象出来的。通过暗示和传染，由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即被所有人接受了。

历史上频繁出现这样的集体幻觉，其机制总是如此。幻觉似乎具有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的特点，因为它们是成千上万人目睹的现象。

若要反驳以上断言，群众里个人的智力水平如何是不必加以考虑的。在这里，个人的智力毫无意义。一旦成为群众的一员，智者和愚夫一样，都失去了观察的能力。

这一论断看似吊诡。若要证明其不容置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卷帙浩繁的论著亦不敷此任。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给读者留下毫无根据的印象。我要从众多的例子里随便撷取几例，这些都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例子。

以下事实最为典型，因为它取自一个典型的集体幻觉，这是使群众受害的集体幻觉。群众中包含各色各样的个人，从最愚昧到最博学的人，无所不有。这是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Julian Felix）在他的《海流》（Sea Currents）一书中述及的事情，《科学杂志》（Revue Scientifique）过去曾经引用。

护卫舰“贝勒·波拉”号正在海上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万里无云，阳光明媚。突然，瞭望兵发出信号，表示看到了一艘抛锚的船舶。护卫舰官兵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见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几只船拖着，船上的人正在发出求救信号。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的水手。到达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移动的人挥手呼救，听到许多混乱而沉闷的声音”。到达目标时，官兵们却发现，那不过是几根带枝叶的树干，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他们的幻觉即刻消失。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刚才解释的集体幻觉在起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群人满怀期盼；另一方面，瞭望兵发现遇难船只的信号成为一个暗示。由于相互传染的机制，全体官兵都接受了这个暗示。

亲眼所见可化为乌有，真实的事情可被与其无关的幻觉取代——视觉幻象发生时无须人数众多的群众。一旦相聚，几个人也可能构成群众。尽管其中的个人可能是饱学之士，但只要他们在专长之外获得了群众的特征，他们就构成群众，个人具有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就会立即消失。机敏的心理学家达维（Davey）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用在这里恰到好处。最近的《心理学年鉴》（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记录了这一案例。有一次，他邀请一群杰出的观察家与会，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达维先生打算当众展示神迹。在此之前，他先让在场者仔细检查他的道具，并任意做出标记，然后，他开始表演灵魂现形、盘上书写等，并请大家做记录。随后，他陆续从这些杰出的观察家手中收回他们所做的书面记录。记录均标明，这些现象只有通过超自然的手段才能获得。然后，达维向他们展示，这不过是简单的幻术而已。这次表演的记录者写道，“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不是幻术的神奇，而是不懂催眠术的目击者笔端报告的极端虚伪性”。他接着写道，“即使众多的目击者也可能罗列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其结果是，如果他们描绘的文字被认为是准确的，他们描绘的现象就不能用幻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他的大胆令人吃惊。他拥有支配许多人的大脑的能力，能使人相信自己看到了实际上没有看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能力，催眠术总是这样的。况且，受影响的脑子属于优秀的科学家，而且事先还请他们抱怀疑的态度。如此，用幻术欺骗普通的群众会是多么轻而易举，就容易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写到这里时，报纸上正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说他们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谁。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丝毫怀疑。于是，他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在人们准备为这两个孩子举行葬礼时，大家突然发现，其实她们还活着，而且各项特征都与死者相去甚远。这和上文所举的几个例子一样，提供第一份证词的人自己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类似的事情中，暗示总是起源于由于一个人的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由此而产生的传染机制肯定了初始的幻觉。如果第一个目击者是一个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他就会坚称他所辨认出来的尸体带有某些外部特征，比如一块伤疤，或者一些服饰上的特征。当然，这些特征都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而他的说辞会立刻引发其他目击者的联想。由此产生的想法会成为一个“晶体”的核心，它损害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断力。观察者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如此，暗示和传染机制就可以解释如下事例：母亲错认自己的孩子的尸体。这是一桩报纸重刊的旧案，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指出的两种暗示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

一个孩子认出了死去的孩子，但他搞错了。于是，一连串错认随即开始。

奇异的事发生了。在学童辨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惊呼：“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尸体跟前，检查了衣服，并注意到孩子额头上的伤疤，接着说，“肯定是我儿子，他去年7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叫夏凡德雷。孩子的叔叔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这就是小费利贝”。几位邻居也认为，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   孩子的老师也认出了小费利贝，其根据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尽管如此，邻居、叔叔、老师和母亲全都错了。六个星期以后，死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当地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应该注意的是，做出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这绝对是一群最容易受影响的人。这也说明出庭作证的妇女和儿童有何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把他们的证词当真。法官总是习惯于说，儿童不会撒谎。然而，倘若法官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素养，他们就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常常撒谎。无疑，这是无恶意的谎言，但谎言毕竟是谎言。通常，用扔硬币的办法来决定被告的命运，也比采纳儿童的证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