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走向高潮的初唐诗

从先秦到隋末，中国古典诗歌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的发展，诗歌题材不断扩大，各种诗体相继出现，表现艺术愈益成熟，在内容、形式、风格等各方面为唐诗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犹如蕴蓄丰富的江河上游，预示了唐诗波澜壮阔的前景。当中国历史进入最开明繁荣的盛唐之际，诗歌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可以说唐代诗歌走向高潮的过程几乎是与时代同步而行的。古人把唐诗分成初、盛、中、晚四期，这种区分虽然不十分合理，特别是各期之间的年份界限难以截然划断，但大体上可以说明唐诗发展的阶段性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因此一直被沿用下来。

初盛唐诗歌的分界一般定在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1），以此上推到唐高祖武德时期近一百年，是为初唐，而玄宗开元天宝四十多年间则为盛唐。在诗歌高潮到来之前，人们还需要一个认识和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过程，齐梁时代已经萌芽的格律诗也还需要一个完善规范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所经历的时段，就是在百年之内似乎徘徊不前的初唐。因此虽然从诗歌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初唐都处于低谷，然而又是一个缓慢地酝酿着诗歌高潮的时期。以下就从几方面来谈一谈诗歌是怎样逐步从初唐走向盛唐的。

一　初唐的诗歌革新

诗歌从初唐走向盛唐，经历了一个自觉革新的过程。人们通过对前代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在各种不同认识的争论和评价的反复之中，逐渐确立了学习建安诗歌、批判齐梁文风的主导思想，最后在盛唐形成了将建安风骨和齐梁词采相结合的共识。盛唐诗歌形成文质兼备的理想风貌，是与这一革新过程密切相关的。初唐诗歌革新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南朝齐梁时代的绮靡文风的。自从东晋偏安江南以后，中国南北分裂，北朝长期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战争不断，文化停滞，能够写诗的文人很少。而南朝则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歌创作也很兴盛。不但诗人众多，名家辈出，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题材，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咏物诗都在这一时期蔚为大宗。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新体诗，开始自觉地运用四声，讲究对偶，避免声病，已成为后代格律诗的雏形。到了梁陈时期，在以宫廷为核心的文人创作中，应诏诗、咏物诗、艳情诗迅速发展，歌咏身边琐事、描写月露风云成为诗歌的主流。汉魏以来在诗歌中思考人生意义、追求远大理想的传统便逐渐衰退了。所谓齐梁绮靡文风指的就是这种“嘲风月、弄花草”、缺乏言志述怀的深刻内容和刚健骨力的创作风尚。对于绮靡文风的批评，早在西魏北周时期就开始出现了。魏相宇文泰为改革政治，反对浮薄的风气，命苏绰仿照《尚书》作《大诰》，又令“自今文章皆依此体”（《资治通鉴》卷159）。首先自觉地将文风的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并用行政手段付诸实施。隋代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又一次下诏排斥轻浮华伪文风。李谔也上疏批评“江左齐梁”的弊病在于内容上“不出月露之形”、“唯是风云之状”，形式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隋书·李谔传》）。但是他们把朴素和绮靡两种文风看成是儒学和文学的对立，彻底否定了诗歌自身的价值，这种复古倒退的理论并不能有效地扭转不良文风。大唐帝国建立以后，从贞观年到开元初，经过宫廷和民间几代文人的努力，才完成了诗风的革新。这一革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国之初，唐王朝既要吸取六朝和隋代亡国的教训，改革政治和文风；又面临着收拾战乱之后文化残破局面的迫切需要。因而继承周隋复古主张的虽然不乏其人，但是从唐太宗到贞观重臣们对于文风的改革大都采取了宽容而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唐太宗提出“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执契静三边》）、“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帝京篇》），认为要使风俗返归淳真，必须使文风变为质朴，要求诗歌成为歌颂太平之治的雅音正声。一方面，出自对南朝文化的倾慕，他又写作了许多齐梁体诗。魏徵则主张把江左的清绮文采与河朔的贞刚气质结合起来，“使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隋书·文苑传序》），最早指出了唐诗发展的正确方向，描绘了唐诗未来的理想风貌。这一时期的宫廷诗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以歌功颂德、箴规时政等政教思想代替月露风云、艳情闲愁的描写，在艺术上则用典正工丽的风格代替轻艳浮靡的情调。但政治说教和歌颂太平同样会因内容的空洞而导致追求形式的雕琢，加上唐初诗人大都是陈隋遗留下来的旧臣和功成名就的元勋，高贵的社会地位限制了他们诗歌中真情实感的流露，因此其诗歌创作虽然洗去了梁陈及隋代后期遗留下来的脂粉气和富贵气，但传统的文学积习没有改变，自然就返回到比较清绮的齐梁。到贞观末年，宫廷诗风朝典雅富丽和轻艳绮媚两种趋向发展，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仪。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得势，这种诗风曾在唐高宗龙朔年间流行一时，被称为“上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