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著《中国》一书中，首次将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随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获得持续深入的研究，“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走向和范围不断扩大，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地中海世界之间的陆上丝路，以及海上丝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的往来通道的合称。

首创于1979年的著名现代舞剧《丝路花雨》，以敦煌为叙事中心，歌颂了中国画师父女与波斯商人之间的真挚友谊。荣著从唐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切入，依据史书文献，考证当年萨珊波斯与唐朝的外交路径，进而推断，穿过中亚的陆上丝路来华的波斯人主要是肩负外交使命的使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这样，《丝路花雨》中活跃在敦煌地区的波斯商人便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往来于陆上丝路的商队究竟由什么样的人构成？而唐朝笔记小说中描写的波斯胡商又是从哪条道路进入中国的呢？

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亚地区各种语言文献，特别是粟特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以及近年来大量公布的粟特人墓志资料，荣著推断，从公元4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粟特人在中亚到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商业贩运和贸易的网络。就连吐鲁番文书所记和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大量萨珊波斯银币，也应当是粟特商人而非波斯商人带来的。

此外，因为萨珊波斯（公元651年）的灭亡，大量的波斯王族、首领和使者涌入唐朝长安并留居于此，为唐朝效力。荣著根据出土的墓志考察波斯在华遗民的生活，以李素一家为例，说明他们如何进入官僚体系并融入中国文化。相对而言，社会地位较低的波斯商人有些活跃于唐都长安一带，更多的则出现在扬州、洪州、广州等江南都市，以及湖北、四川等地。荣著认为这些波斯胡商更可能是从海上丝路而来。

借助考古发现进行的历史研究，受限于出土资料的散碎和残损，考验着研究者的学养与眼光。荣著从德国“吐鲁番考古队”挖掘的文物和文献材料中筛选判定为库车（龟兹地区）出土的文献，考察唐朝龟兹地区中原传统国学典籍的流传。库车出土文献中包括唐朝的法律文书抄本《唐律·擅兴律》，韵书《切韵》写本，史书班固《汉书》等片段，以及汉化佛寺与汉文佛经等，虽然出土文献多不完整，但足以说明唐朝律令的使用、韵书的功能、史籍的研习、佛典的传诵，表明中原文化在龟兹地区的传播。

荣著中有两篇研究王羲之字帖流传西域的文章。一篇以不同时期出土的和田文书中的三件《兰亭序》抄本为讨论对象，从其“紧顶着纸边书写”的特点推断其为“书法习字的遗存”，虽为临摹或习字之类，但意义非凡。我们知道，唐太宗极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不仅收藏了《兰亭序》的珍本，令近臣摹写副本，流传宫外，甚至临终时以《兰亭序》陪葬。敦煌《兰亭序》抄本的发现，证明民间《兰亭序》写本的存在。《兰亭序》抄本在敦煌和于阗地区的被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将王羲之的书法作为习字课本。

另一篇讨论吐鲁番出土学生令狐慈敏习字《尚想黄绮帖》，说明它比敦煌本要早很多，也表明王羲之的《尚想黄绮帖》是当时学生必须书写的作业，是至少自武周时期就存在的天下各州学生的习字范本。荣著认为：“《兰亭序》是以书法为载体的中国文化最根本的范本，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化史都不能不提的杰作，它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于阗地区传抄流行，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渐到西域地区的最好印证。”

然而，进一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域的接受处境，从目前西域当地出土的胡汉各种语言的文书材料来看，汉籍在当地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于当地胡人知识建构上的意义不是很大。荣著推测，文化传播的受阻并非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不畅，而可能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最根本的原因是安史之乱造成的历史阻隔。同时，还因为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自己的“传教士”，除了中原的佛教僧侣曾经努力向西域传播汉化佛教经典和思想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分子也没有现身西域。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本文原载于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