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就是麻烦。

普通的平头百姓，种田的就是一心把田种好，做工的就是一心把手艺做好，经商的就是一心多挣钱，除了当差、纳粮、做官、发财、光宗、耀祖之外不会考虑太多其他事，尤其不会考虑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在他们看来，人活着本身就是目的嘛，有这个闲功夫，还不如多挣钱，多生几个子孙。

偏偏读书人会思考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会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会思考人在社会的位置是什么，会为了很多没听过的概念前赴后继。

普通人在社会上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位置，农民就放在农民的位置上，工匠就放在工匠的位置上，商人就放在商人的位置。偏偏读书人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往大里说，可以经世致用，可以治国平天下，往小里说，也往往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这也造成了很多读书人顾影自怜，怀才不遇。事实上，你很难想像一个农民、工人或商人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一个好把式不会愁没有田种，一个好手艺人不愁没有足够的活儿，一个好商人也不愁挣不了钱，但一个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却有可能穷困潦倒，郁郁而终。

后世人以今观古，往往会说那些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是因为情商不高，这实在与胡屠户骂范进是“现世宝”、“没用的人”，认为范进应该听自己的话，去寻个馆子教书没什么两样。很多读书人穷困潦倒，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学的其实是屠龙之术，但世间已无龙可屠。

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路径，农业社会是应该没有几个读书人的。少量能识文断字的，可以教别人认字，可以当账房先生，可以算命，可以成为权贵之家的清客，只有极个别的王佐之才，才有机会进入权力中枢，成为王侯将相的智囊，或者说，“帝王师”。这些人里，只有那极个别的人才有机会学到屠龙之术——也就是治国安邦的方法。

这实际上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古代国家一直发生的事。在中国上古，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姬良只有在黄石公那里才有机会学到《太公兵法》，而鬼谷子也不过收了四个徒弟，还双双结对相爱相杀。

但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把一切都改变了，从孔子弟子三千，“有教无类”，到汉代察举征辟，再到隋朝开科举，再加上造纸术、印刷术的技术原因，传统封建世袭贵族亡于秦灭六国，新兴门阀士族亡于黄巢起义，中国进入平民社会的社会原因，中国的读书人是一天天多起来了。这些人天天念的都是些“三代之治”、“先王之道”，但哪里有那么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实践那些“三代之治”、“先王之道”呢？最后无非嘴里谈的是仁义道德，心里想的功名富贵。这一点，也是陆九渊著名的“义利之辩”里所以告诉大家的。在陆九渊看来，当时的读书人都是些人格分裂者，他们一方面读的都是圣贤书，都是“君子喻于义”，但实际上，他们为了科举成功，为了功名富贵，为了个人和家族，做的又都是“小人喻于利”那一套，这让很多人焦虑、痛苦，他们不知道自己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陆九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的心学就和朱熹的理学，还浙东的事功之学，甚至还有其他的什么学一起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党禁给毁了。重生之后的南宋末年学术，再没有各派学说讨论、争衡的局面，等到异族入主，一锤定音，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官方教材，从此后，所谓的圣贤书，就只剩下了些八股文。这样倒解决了大多数读书人的焦虑，反正就是背标准答案么，反正就是用这些标准答案求功名富贵么。

但这又带来了少数读书人的焦虑。想当初，宋学之所以出现，不就是因为经学被教条化了么，不就是因为唐朝重诗赋，才子们或靠着写几首诗求功名富贵，或寄情山水心系佛老，而让韩愈愤而疾呼么。但几百年过去了，宋学居然又被弄成了教条，弄成了敲门砖。难道圣贤书就是被弄成教条和标准答案，然后让大家背一背，求名的求名，求利的求利么。

直到王阳明横空出世，这一切才暂时得到解决。

之所以说是暂时，是因为王阳明的确解放了大家的思想，告诉大家从自己的本心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教条出发，但无法解决当时社会的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世风日下，世道浇漓。这一点，读读那个时代的小说就知道了。

王阳明无法解决这点，甚至王学传人把这个问题弄得还更严重了。王学本质上是有解构主义色彩的，他把传统的伦理观进行了解构，然后用新的个人主义的方法进行重新建构。但他的传人们未必有能力完成建构，反倒把解构发扬光大，结果各种不德不伦的事都冠以心学之名大张旗鼓，招摇过市。传统理学“存天理，扼人欲”，而王门后学则直说人欲即是天理，虽然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人欲真的是不需要克制的么。

“无善无恶心之体”变成了泯灭善恶差别，“知行合一”本是对朱学只顾读书打坐的“打坐党”的反对，结果造成了晚明“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空谈党”。空谈成了什么样子呢？成了“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缘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改过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

阳明心学没有解决当时社会的思想裂变和道德滑坡，心学对世人并没有多少道德上的约束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佛教的因果报应还要更有用一些，但问题是，佛教也在衰落，佛教对于当时的局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阳明心学变成了了“束书不观，空谈心性”，而佛门的禅宗呢，也没有了唐宋高僧辈出，流派纷纭的局面，倒渐渐向净土宗靠拢，“禅净合一”起来。净土宗是什么？净土宗就是念佛宗，就是没事多念些“阿弥陀佛”，自然会有福报，自然能往生极乐。可问题是，世人求的福报，也未必都是往生极乐啊，所以各种现世报也都出来了，求升官的，求发财的，求姻缘的，求子孙的，都投身于佛像之前，都大念“阿弥陀佛”。但，这还是佛教的样子么？

世间已无王阳明。王阳明年老时留下个“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结果反造成了王学的大分裂。知我罪我，其惟“四句教”，从晚明的东林学派，到清初的诸遗老，还往往因此归罪于王阳明，真是招谁惹谁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玛提欧·利奇来到江右王门的大本营——江西时，正好遇到晚明的难题。对于玛提欧·利奇来说，他希望试试新的传教方法，而对于南昌的读书人来说，也许可以听听这位洋和尚——现在已经打扮成洋儒生了——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