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士风败坏，有人说应该由严嵩负责。

《明史》上说，“一变于严嵩之黩贿，而士化为贪”，杨继盛弹劾严嵩，也说他的一条罪状是坏风俗，而严嵩父子，结党营私，排斥异已，贿赂公行，的确是当诛的，但问题是，严嵩主政于嘉靖后期，被他扳倒并处死了的，据说是好官的前任夏言，那“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侍便辟及声音八部”，“什器皆用金”，难道是明朝那点可怜的官俸能够维持的？而当时与他同为内阁辅臣的严嵩呢？不过“寥寥草具”而已，看这样子，严嵩直到做到阁老，也也还过得很清贫，简直是个清官了。在他之前，官风早坏，岂能由他负责？他最多，把已然败坏的官风，再利用之，让它更败坏些罢了。

更何况，无论夏言，严嵩，还是徐阶，都是谁用的？是谁在真正掌握朝政？都是嘉靖帝。更何况，有史料表明，有官员弹劾别人贪污受贿，嘉靖帝看了之后哈哈一笑，说，少来这一套，难道你的屁股就那么干净？你就没有拿过别人送的礼，没有帮过别人的忙？嘉靖帝质问弹劾者，“你每果一人不奉承，一帖不接受”？从此，谁特么的还敢举报贪官啊，谁举报，就要查谁的节奏呢。大约这个皇帝是因为刚上任时，被一帮看上去很正直的官员给顶得不行，心里一直转不过弯，最恨的就是那些看上去正直的官员吧。说起来，嘉靖帝还就是喜欢贪官，贪官可靠啊，听话啊，如果严嵩真的一直清贫，说不定皇帝还以为他别有所图吧。

所以嘉靖帝，于明朝士风败坏，要负第一个责任。

第二个责任呢？大概要由朱八八的国策负责了，他搞的低薪制，在开始就已经难以为继，到了后世，商品经济发达，你让官员天天守着一点可怜的工资，看着商人们挥金如土，他们心里好受？官员们心想，商人的贡献有我大？才能有我高？他们有过十年寒窗之苦？他们经历过万里挑一的淘汰？他们肩负一个地方百万苍生的安危？凭什么他们那么有钱，那么奢华，而我活该清贫？等到官员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这社会还能好得起来么？

至于阳明心学，对不起，在嘉靖年间是被打击的好不？

至于说泰州学派对民间士风的影响，怎么说呢，也许有吧，至少让大家不怎么看传统的圣贤书了，可即使没有泰州学派，没有阳明心学，大家就能认真相信已经僵化的理学？天下又有几个海瑞？

而且，如果阳明心学没有被打压，甚至成为官学，说不定正好能填补理学衰落后，留下的思想真空，让大家在心学那里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呢。要知道，嘉靖帝时代，败坏的可不仅仅是官风，更是士人的气节啊。读书人坚守的那些理学信仰，随着那一次次的打屁股，那一次次的贬谪甚至坐牢而摧残了。阳明心学门下的种种演变，正好是政治高压下的必然反应，他们要么就是泰州学派的求圣狂者，要么就是江右王门的自保归寂，要么就是浙中王畿一门的求乐自然，要么就是唐顺之为代表的事功进取，但终归是进取的少，而狂狷者多。“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政体不修，才会有狂狷哪。狂狷，正是世风日下的产物，而不是反过来，狂狷是世风之下的原因哪。

但是，这并不妨害东林党以泰州学派为靶子，东林党人试图重建秩序，而泰州学派呢，鼓励大家冲破秩序，各寻新路，互相不满也是很正常的。而理学与心学呢，东林党人倒没有看不惯，但也多少怒其不争，认为也是有不足的，才会让邪说并进。

那理学和心学又有什么不足呢，主要有两个。

一是学说原因。

他们说，朱子理学太实，太细，太保守，太固执，太古板，太缺乏创新，结果就太拘束了，把人管得太死了，没有几个人会喜欢的，就象你被绳子捆着，当然首先想的是割断绳子啦。没有陆九渊去割断绳子，也会有别的人，没有王守仁去打破笼子，也会有别的人，因为冲破叫人难受的拘束，是人之常情。

而阳明心学呢，放当然是放得开了，可放得太开，收不回来，太放纵了，太随意了，太任性了，太开放了，太追求个性了，结果变成了放荡，你鼓励大家放荡容易，可你想再把大家的放荡的心收回来可就难了。

二是传人不争气。

师说有弊端，如果弟子争气，也能救弊吧。可朱门弟子呢，一个个谨守师说，固执得要命，一个字都不敢改。可他们也不想想他们的师说也是有发展过程的，自周敦颐以来，至洛学，至朱学，都不一样，而朱学早年又和晚年各异，都象他们这样一字不易，怎么发展？又怎么能怪大家不喜欢？而王门弟子呢，又太能改了，一个狂妄自大，自以为圣人转世，凭着那点浅陋的见识，个个都想自创哲学体系，能不出问题？

而最主要的不足还是第二个，毕竟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在问世之时都是很好的理论，发前人之秘，便是孔孟复生，也要赞叹的，可后学弟子，太不像话，不仅不能把师说发扬光大，还渐入岐途。

那么他们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当然有，他们的办法有三个，基本上算是由王返朱，而近于江右王学。

一是励名节。泰州学派不是不顾声名么，他们就重名望。他们要用名望来提高影响力，也要用名望来约束庙堂的行为，更要用名望来约束自己，给世道人心提供一个好的榜样。

二是修正心学。“无善无恶心之体”是祸根，一定要切割掉，咱们就是要明确的说“性善”，只有说“性善”，才能让大家迁善改过。也千万不能不要功夫只要本体了，但理学的“敬”字又似乎固守了些，不利于建立事功，那就改成“小心”吧，万事都须小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样放到一起就是“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功夫只是小心二字”，可算救了理学和心学之弊了。

还有第三么？当然有了，那就是讲事功。他们很不喜欢那些纯粹的哲学家，他们说现在的学者，哪怕天塌下来了，也不去管，只顾讲学，可又没讲什么于世事有用的。结果大家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当官的只求保命，当老百姓的只求作官，跟他们的讲学完全无关。如此一来，士风能不败坏？但是不用担心，他们来了，东林党来了，他们将是这个时代的救亡者。

启蒙者还没离去，而救亡者又来了，那么救亡者和启蒙者们，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