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王学的影响，也许要从明朝士风流变开始。

明朝上承蒙元，从蒙元那里不知道怎么继承了一个打大臣屁股的小游戏。游戏虽小，脸面却大，再加上有明一代不少皇帝不太信任士大夫，自朱八八起，看见每一个大臣的脸上，都写着贪官两个字。可你真要怕大臣变成贪官，好歹把俸禄提高一点啊，虽然高薪未必养廉，但至少想当清官的能过得体面些吧，象后来海瑞，给母亲大人买次肉吃，都能上当地的头条，当官的当成这样，眼看着商人吃香的喝辣的，让谁受得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打大臣屁股这种游戏，本来就多由残疾人来操刀，但如果那些残疾人只是打打屁股，也还能忍，可几传之后，宫里的残疾人竟骑到大臣的头上了，大臣的奏章，还得他们批红。婶可忍叔不可忍，所以有明一代，皇帝与大臣的关系，多少有些紧张。宋朝优礼士大夫，“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并没有再现。虽然其间也有所谓“文宣之治”，“弘治中兴”，“隆万中兴”的少数河蟹局面，但终归跟大臣是好基友的皇帝短命，而跟大臣是对头的皇帝却长寿，也真是奇怪。最后一个据说“正士盈朝”的，大臣花了无数屁股和性命，跟老皇帝血拼才换来的泰昌帝，不过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崩了，真是夫复何言。

所幸有明一代跟宋代一样，重视科举，也重视学校，又加之理学也的确有些熏陶作用，虽然被种种笞辱摧残，又常常穷困潦倒，倒还有些士风在。读书人每当遇到大事，要和奸臣或昏君血拼的时候，就说，“国家养士三百载，正在今日”，可他们也不想想，就明朝对文臣那样子，算得上养士？宋朝还差不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明朝虽然有时会玩点益智小游戏，到底不及清朝的大制作大场面。清朝留发不留头的游戏，那场面才大呢，血流成河啊，后面还有文字狱游戏，又名大家来找岔，就是找到你诗文里那些隐藏的地雷，找到后呯的一声，你就炸飞啦。当然，玩来玩去，玩家死得多了，就没什么玩家啦，剩下的玩家干脆不上线，上了线也不做任何任务，也不交谈，坐在那里发呆，人称“万马齐喑”。所以如果不和宋朝比，尤其不和北宋比，只和前面的元，后面的清比，明朝的确是“养士三百载”的，也的确是皇恩浩荡的。

但中间总有些不浩荡的时候。

第一次是靖难之变。

当日燕王将要南行，他的心腹军师，一个叫姚广孝的和尚对他说，你此去可千万别杀方孝孺，那是个硬骨头，但影响很大，杀了他，可就“读书种子绝矣”。这话是有道理的，你杀了硬骨头，留下的都是软骨头，或至少会变成软骨头，由软骨头构成的士大夫群体，能有什么希望？可朱棣不是这样想的啊，他想，老子，啊不对，本王，啊又不对，朕，这就对了，朕现在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啦，方孝孺还能不卖朕一个面子？方孝孺是当世文宗，如果他能卖朕一个面子，其他的读书人能不听朕的？结果他没想到方孝孺真不卖他的面子，连诛连十族都不怕，他哪里受得了这个刺激，就真的诛人家十族了。而后来的结果果然如姚广孝所言，“读书种子绝矣”，后来的几朝，士大夫敢说话的就很少了，所谓“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第二次是于谦之死。

孔子说过，“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大概是说，一个国家从野蛮到文明，最少也得一百年。大概百年之后，那些旧制度下的老顽固，都死得不剩，甚至他们的儿子也没剩下几个，活着的，都是新社会里长大的，自小接受文明的熏陶。那么方孝孺被诛十族，“读书种子绝矣”造成的恶劣影响，需要“养士”多少年呢？不知道，最少也得好几代人吧。这不，到了于谦的时代，似乎士风又有好转的迹象，硬骨头也渐渐多了起来。于谦以书生之力，在皇帝都被胡人抓了的情况下，力挽狂澜，不割地，不赔款，硬是立新君撑了下来，让胡人无利可图，把旧皇帝放了回来。可没想到，后来却有了夺门之变，旧皇帝复辟，于谦的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一起走到了尽头。于谦之死的影响也是很坏的，所幸两传之后，有弘治中兴。

弘治短命，其后的正德朝，小皇帝虽然是个顽童，也很宠幸宫里的残疾人，但毕竟是弘治帝的爱子，做事多少还有点分寸。他想出宫，大臣拼命拦他，他不打大臣的屁股，也不免谁的职，只是偷偷溜出去。跑到边关，边关守将拦着他，把他送回来给大臣，他也没有把守将杀了冲出去。他去会见蒙古小王子，跟小王子打仗，打了一天，还杀了一个敌军，大臣抹杀他的功劳，他也不介意。他虽然不喜欢王守仁，讨厌王守仁用三十几天就平了宁王造反，让他兴冲冲以为可以打一场大仗的计划破产，可也仅仅是讨厌。

但到了正德皇帝的弟弟朱厚熜当皇帝，就不一样了。他上任之初，为了不喊自己的父亲做叔叔，不喊自己的妈妈做婶婶，跟那帮理学的道统维护者，掐了好几年，也不知打了多少大臣的屁股，最后才把他们拿下。那时，他对那帮大臣是绝望的，他心想，都特么的一个鸟样，都是对别人讲天理，对自己讲人欲，不就想跟朕争权么，还摆那么多道理，他下定决心，以后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等到权柄到手，在理学和心学之间，他想了想，还是支持已经被他打断了骨头的理学，而查禁给他提供思想武器的心学。因为很简单，理学虽然有时会闹脾气，但好歹有个君臣大义防着，不至于闹翻了天，心学做事全凭自己良心，谁知道哪天就连君臣大义也不要了。

大礼议，这是第三次，硬骨头遇到了皇权，而且第三次失败。

而明朝士风真正开始败坏，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在嘉靖继位前，一个官员如果离任时装得满满的银子，那都得偷着出发，生怕别人晓得他是个贪官，而到嘉靖帝晚年的时候，官员们最恨别人说他不是贪官，因为那只能表示他无能。陈邦彦的《中兴政要书》说，“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客或询其橐囊，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续之齿颊。受铨天曹，得膻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官成之日，或垂橐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这可真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哦。

可在这个时代，心学是被禁的，你让一个被禁的学说来为时代的堕落负责，那说得过去么？

可不由心学负责，又该由谁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