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江右王门是王学的正宗。但自古以来，自称正宗者不要太多，想当年，儒门一分为八，墨门一分为三，哪个不是自称正宗？

可如果这话是黄宗羲说出来的，份量可就不一样了。“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黄宗羲如是说。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王守仁晚年的“致良知”之说，就在江西开始提倡力主，可以说，他在江西的那些年，天天讲的都是“致良知”，而江西的那些弟子，天天听的都是“致良知”，别的不说，光是这个“致良知”，江西的弟子们，真算得上得了真传了。

但真传归真传，正如王畿说的那样，虽同为良知，但各自理解，还是大有不同的。都有些什么不同呢？一个个地看吧。

江右王门的重要人物，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王时槐，欧阳德。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人称东廓先生。他最初也是信奉朱子理学的，他开始找王守仁，也不是为拜师求学，而是求王守仁给自己父亲写墓志铭。但大家都是搞哲学的，见面后难免就要交流哲学问题吧，可一说不一紧，越说越带劲，一连谈了很多天，他困惑多年的关于《中庸》和《大学》的疑惑都在交流中解决了，他非常高兴，从此转理学入心学。

毕竟是理学转进来的，邹守益对“致良知”的理解，以一“敬”字为著。他说了，良知本体其实是完整自足的，后世学者靠着读书求学，种种比拟功夫，希望增加良知，做得越多，离良知就越远，因为路子就走错了。良知之所以不能显现，是因为被私欲蒙蔽，所以人要寡欲，更要“敬”，有人时要“敬”，无人时更要“敬”，“敬”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的那一种自我省察的功夫，那种敬惕之心。“敬”得久了，念头才起时，审察功夫已到，自然的，私欲就没办法蒙蔽良知了。

聂豹，字文蔚，号双江，后人称为双江先生。他本来并非王门弟子，当初见王守仁时，是以御史身份前来交流，但王守仁去世之后，身为苏州知府的他，却设了个王守仁神主牌位，北面再拜，开始自称“门生”，还找了王门弟子钱德洪作证，刻书于石，就这样，他在王守仁死后成了王门弟子。不过，这事也给他惹了点祸，那时首辅夏言当道，夏言最讨厌心学，心学之禁也与夏言有关，聂豹就为了点事遭诬陷，还坐了一段时间的牢。

聂豹却不说“敬”，而说“静”。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敬”是已发，“静”是未发，“敬”是省察心念和行为，而“静”根本不让自己有心念。本来么，当初周敦颐讲“静”，到二程改成“敬”字，就有跟佛道区别开的意思，不过却种下了已发未发的分岐之根，到底是致力于心念未起之前，体验生命的本源呢，还是致力于心念未起之后，省察日常的点滴呢，这是个问题。

到得后来，朱熹和王守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朱熹是两者兼顾，静时存养，动时省察，但朱子理学是理气二元论，反正一理一气么，当然没有问题，于心学这样玩却不合适。所以王守仁用一兼具体用的“良知”代替，他说，“良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之后，更无已发”，也算是一了百了。可谁知他的弟子们，又出了岔子。

聂豹是未发派，其他的王畿钱德洪辈，都是已发派。聂豹说，“良知本寂”，所以要让自己静下来，要“归寂”，不要让杂念纷尘，然后，你才能听到你内心深处的声音，你才能找到心体的本源。在他看来，其他那些人，都是把个别当成一般，爱敬只是良知的显露，却不代表它就是良知，恻隐之心当然是仁的体现，但要说恻隐之心就是仁，可以么。但是其他弟子却说，未发之前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你能找得到么。

他们不理解聂豹的说法，但有一个人可以理解，那个人就是罗洪先。

罗洪先呢，字达夫，号念庵，人们说的念庵之学，说的就是他。其实他和聂豹还真有点象，他同样没有真正拜入王守仁门墙，而是转学多人，包括另一位心学哲学家陈献章，只是最后对阳明心学非常有心得，自称王门后学，而王门弟子也认他这个同门。而且同样的，他也得罪了当道，不过他却是因为东宫太子的事情，得罪了当时的嘉靖皇帝，皇帝倒没有关他，只是把他除名，让他重回一介布衣罢了。他后来遍学人才，吏事，国计，民情，希望有一天能重新有机会治国平天下，但嘉靖是什么人，岂能让他如愿？所以他一生清贫地著书讲学，多少有些被迫。

但尽管如此，却有人说，罗洪先虽为私淑，却是很得阳明真传的，因为他的思想跟阳明一样，也是历经三变。

罗洪先最早对于“致良知”，也是跟已发派一样用力的。那是他的第一变。

不过他按“知善知恶是良知”的法子来修行，好些年过去，却发现收效甚微。他仔细思考，认为原因出在“知”上。因为“知”是要与外物交感的，而与外物交感，难免杂念丛生，善恶未辩，我们后世之人，对于各种不同观点似乎都有道理，早就见多不怪了，所以如果只是靠“知”，可能还真的有点难吧。所以罗洪先就说，要想发明本体，必须断掉与外物的交感，回到心念未发之时，才能找到良知。于是他按照陈献章筑“春阳台”的法子，找了一个石洞，在里面闭关三年。他开始持“静”了，开始未发功夫了。

王畿知道了这事，再三劝他，修身不是这么玩的，你这是和尚打坐，不是修身，可罗洪先却相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等出关之后，他还说自己收获很大，王畿还能说什么？再说啦，王畿觉得他的法子不靠谱，他还觉得王畿那套“顿悟”的法子问题不少，缺少功夫历练，境界方面多半靠不住呢。这是他的第二变。

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又是一变，他说自己“重于为我，疏于应物”，这是不对的，其实这两者不可偏废。如果一味求寂，那么还有谁来“以天下为已任”，还有谁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又提出了“寂感一体”的理论，已发未发，本为一体，“绝感之寂，寂非真寂矣”，“离寂之感，感非正感矣”，动和静，寂和感，为我和应物，于他都在“致良知”之中，成为一体。至此，他完成三变，倒是与“良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之后，更无已发”相合了。

王时槐也跟罗洪先差不多，他是王门再传弟子，师从刘文敏，王守仁去世时，他不过七岁。他是后期江右王门的主力，五十岁辞职讲学，一直讲到八十多岁去世。他的哲学经历也跟罗洪先类似，辞职之初，也是闭关三年，有见于“归寂”之体，后来十年，渐悟生生真机，无有停息，从静开始，而终于到达动静无间之际。

大概到他那时，泰州学派以降已经弊病渐显了吧，他对王门左派很是不喜，说他们“承领本体太易”，只求顿悟而不愿意下功夫，其实都是虚的，都是“笼统漫过，随情流转”，其实未必真顿悟了，倒不如江右诸贤，多半从枯槁寂寞中打熬出来。正所谓，“学者以任情为率性，以媚世为与物同体，以破戒为不好名，以不事检束为孔颜乐地，以虚见为超悟，以无所用耻为不动心，以放其心而不求为，未尝致纤毫之力者多矣”。

江右王门还有一个干将是欧阳德，他倒没有受什么“归寂”说的影响，算是个已发派，认为离开天地万物无所谓良知，必须要为善去恶，“务践履以充良知”。他去世比较早，只比王守仁晚了二十来年，当时正是心学被封禁的时候，理学指心学为禅学，所以他的主要辩论对手，却是理学的代表罗钦顺。他跟其他王门弟子一样，以讲学为已任，创龙津书院，“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

总之，江右王门除了一个已发未发的问题，一个“归寂”说有点奇异之外，大体上，还是遵从师说的，但泰州学派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