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按照王守仁的本意，“四句教”应该拆成两段的，一段是第一句，那是对上根之人说的本体，一段是后三句，那是对中下之人说的功夫。

可不知道是因为他认为本体功夫缺一不可，还是因为他多多少少还在期待着有那么一二上根之人，在他的第一句话里，体悟到他的全部思想，还是因为他马上就要去广西平叛，根本无暇做更周密的安排，或者，他是出于对两位大弟子的信任，希望他们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把这两个看上去有点矛盾的结论，融合成更好的心学体系。

也许，他当初根本就不该说这四句话，他只消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格物即是格心”，“知行合一”，“致良知”，就够了。也许他应该明确的告诉他的大弟子们，这四句话根本没有任何逻辑的关系，这四句话只是不同观点的大拼盘，就够了。也许他本来打算做更多交待的，也许他本来有机会纠正这四句话带来的大问题的，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广西平叛，一年之后，他在回来的途中去世。

然后，王学分化了。

分化成了几个门派呢，按《明儒学案》的说法，有江右、浙中、楚中、闽粤、南中、北方、泰州七个，如果加上王学修正的止修学派，有八个。还有人说，还在王守仁还在贵州龙场时，就有追随他的当地弟子了，他们形成了黔中学派，他们还建立了最早的阳明书院。还有人说，阳明心学传到日本后，形成了日本有名的中江学派，那可是对日本士风有极大影响的，后来的明治维新诸贤，都是在其熏陶之下的。

不管了，越说越多，远的就不扯了，只算直接的吧，便是孔子门下，也不过一分为八，王学门下，还是按《明儒学案》的说法，七个或八个比较妥当。而这七个或八个，最有名的有三个。哪三个？浙中，江右，泰州。这其中，浙中是王守仁家乡所在，是王学最初发源之地，他的一众大弟子，多出于此。江右就是江西一带，是王守仁后来文章功业之所在，也是王学非常兴盛之地。而泰州，则与一个奇人王艮有关。

这三派中，浙中是最复杂的，实际上浙中门下思想各异，比如王畿和钱德洪，都是浙中的，但恰相对立。而江右，似乎近于钱德洪，偏于教条，但到后来似乎也有所不同。泰州呢，比王畿走得更远，后来引发了晚明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百年思想启蒙运动。所以总得来说，王学门下，似乎又可以分成左右两翼，以江右为右翼领袖，而泰州为左翼重镇，浙中呢，中间偏左一些。

还是先看看浙中吧。

浙中学派的大佬除王畿和钱德洪外，还有徐爱。

徐爱被王守仁称为“吾之颜渊”，大约是说他极为颖悟，爱思考，而且对真理非常热诚吧。他本来是信朱子理学的，第一次听到王守仁的心学，吓了一大跳，心想这怎么可能，这不科学，这一定是错的。但是他不是那等听闻异端就加以攻击的，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啊，于是就跑去跟王守仁辩论，象什么“在亲民”和“在新民”的区别啦，象什么格物和格学啦，等等。辩论输了，就回去学习思考，反复了很多次，钻研，讨教，体会，最终，他认可了心学，并且从此成了王守仁的忠实拥护者，“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溪小径，断巷绝河矣”。

徐爱对王守仁思想的理解和发挥，也非常到位。比如他把良知的体用关系比做树木，有根源，有枝叶，人的本心品德是根源，文章功业是枝叶。树木要想好，要在向根源下功夫，而不向枝叶下功夫，否则就舍本逐末了，根源越深，枝叶也越茂。涵养省察，就是培浚根源，读书穷理，就是灌溉疏通，所以人是不能太放纵的。人心本善，但物欲却也时时环伺，“客感”所至，意就难免有善有恶，总得时时省察。

他这通议论很是到位，但是王守仁本人，也不过如此。但徐爱这个“吾之颜渊”，可能也是一语成谶吧，也象颜渊一样，死得太早，只活了三十一岁，否则应该能有更大成就吧。

再看王畿，虽然有“天泉证道”，但他似乎还是相信自己所说的，要知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一个哲学家的基本素养，陈献章的弟子谌若水如此，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也是如此。

在他看来，徐爱的“客感”说，钱德洪的“四有”说，是从“动意”上立根，是后天诚意之学，而他的“四无”说，是从“心体”上立根，是先天正心之说。后天诚意之学，看上去很美，有省察克治之功，但繁难费力，治标不治本，得了又失，“若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杂，致知工夫转觉烦难”。所以啊，依我看，还是要行先天正心之说啊，“心本至善，动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工夫自然易简省力”。

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的，他在王守仁思想的基础上，颇有建树，比如他反对后世源于佛教的静坐法，认为这种法子让人变懒，好静而恶动，只有理论没有实践，他主张象古时代孔子时代那样静坐就可以了。

至于他自己，他现在最需要做的，就不是静坐，而是用他的全部余生，把师门学说传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师门的学说，一刻钟也不能耽搁。静坐，自己得了些虚名，得了些清静，但老师呢，老师的学说呢？“至于闭关独善，养成神龙虚誉，与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盖不忍也”，是的，那些我都会。可是，我能那么做吗？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二十余岁拜入王门，活到八十六岁，中进士后，只做了两年官，然后就辞职讲学，他的大半生，都是在讴心沥血地传播师门的学说，准确的说，用他所认为的更好的方式和语言，传播师门的思想。

他不顾朝廷的禁令，他不顾当局者“不悦学”，他不顾世人的白眼，他不顾那些听他讲学的，是不是真的“真发心为性命”，他什么都不顾，你只知道，讲学，讲学，讲学。

哪怕他八十多岁了，路都走不动了，也还要四方奔波，“区区身外百念都忘，全体精神只干办此一事，但念东廓双江念庵荆川诸史相继沦谢，同心益孤”，朝廷多年的禁令，同门师兄弟相继离去，让他很害怕师门从此中断，他担心“老师一脉，几于绝矣”。他栖栖皇皇，他缠绵悱恻，他生生死死不能自已，就为了这一件事，他“区区八十老翁，于世界更有恁放不下?惟师门一脉如线之传”。他于“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

有人劝他，先生你年事已高，还要稍事休息的，但他说，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别的，也想不了别的事，“与士夫交承，非此学不究，与朋侪酬答，非此学不谈，晨夕聚处，专干办此一事”，“男子以天地四方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别劝了，我不想这一辈子留下遗憾，在我还有力气的时候，让我再多讲一次吧。

钱德洪呢，虽然观点与王畿不同，但讲学的热诚，似乎也没有差多少，他同样很多年不作官，只讲学，“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除了比王畿早死十年，他们的生活轨迹，几乎是一样一样的。

有童鞋就要说了，他们的意见分岐那么大，然后又都是“无日不讲学”，不会出问题吧？当然会，不过出的问题，倒主要在江右和泰州学派上体现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两个学派，倒似乎有他们的不少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