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起来，朱学和陆学的势同水火，还算是一个体系内的势同水火。不管他们的哲学观点如何对立，但最起码的，他们都是玩哲学的，用后人黄宗羲的话说就是“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说起来，其实都是圣人之道，相通之处还是很多的。所以“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

比如说吧，朱熹写那首诗之后一年，陆九渊拜访朱熹，就在白鹿洞书院做了“义利之辩”的演讲，说得非常动容，诸生有听得泪流满面的。而朱熹也非常叹服，朱熹当场离席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时候，不管是朱学还是陆学门下，大概明白，虽然他们的哲学见解几乎完全对立，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义利之辩”。

不管朱学还是陆学，他们都相信，动机，而不是行为，才是区分君子小人的关键。一个人也许行为上是功利的，比如恢复中原，比如富国强兵，比如关注民生，但他是出于道德的动机，他就是君子，而一个人也许行为上是道德的，但他出于利已的动机，他天天读圣贤书，却是为了考取功名，封妻荫子，他也不能说是君子。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看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表面的行为，以及他人的评价。陆九渊说，现在的科举很有问题，看上去人人读的都是圣贤书，结果全为利禄计，官员无心于国事民生，所以我们读书人，当此时世，更要心系圣学，专志于心，这样即使进了科场，也终能有益于苍生。

但另有一些生活在浙江的学者，对于这个“义利之辩”，却要说，不，不是那样的，那些人是典型的“哲学不能当饭吃”派。当然，因着他们的地域，他们也叫“浙东事功学派”。

不过细分起来，“浙东事功学派”先后又有三个小的门派，依次成为“浙东事功学派”的主力，与朱学陆学，或者说，与福建帮和江西帮鼎足而三。

第一个出场的是金华学派。

金华派的第一位大佬是吕祖谦，他也是金华学派的开创人，比朱熹小七岁，比陆九渊大两岁。他家世渊源深厚，出于北宋吕夷简和吕公著他们家，算是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了，光是宰相就出了四个。厉害不厉害？

作为一个书香世家，百家老店的传人，他的学问根基是好的，虽在浙东事功之地，却以史学为主，算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史学派。当然，毕竟家世好，所以道学与反道学，哲学与反哲学，他的态度倒要宽和得多，显得不是那么功利。他既重视帝王治世的道理，也很重视二程的哲学，总以明理，修德，安邦为目的，毕竟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帝王治世，也要以礼乐德性为本么，而研究哲学，也要在实学上下功夫么。学习圣贤，就要学圣贤的学问操履，既要有圣贤的心，也要有圣贤的功业。

折衷，综合，是他的特点，他以儒为主，融合佛道，是典型的援佛派。同时，在儒学内部，他又折衷于朱学和陆学，或者说，理学和心学。象那个什么鹅湖之会，就是他搞出来的，那时候，他刚刚和朱熹进行过“寒泉之会”，整理了先贤语录，送朱熹回去的时候，又邀请陆家兄弟过来，还请了浙江的好些个学者一起围观。他的目的，其实是想让这两大门派的掌门人，在一起切磋出一个能综合各家之长的理论。只是他没有想到，两家的分岐有那样大，根本搞不到一块去罢了。

如果不是吕祖谦也是自称承自洛学，倒有点象王安石搞的荆公新学了。

金华学派，其实还有比吕祖谦和朱熹都大上三十岁，朱熹曾以他的“私淑弟子”自称的婺学开宗人范浚，有吕祖谦老乡，但据说眼睛向天，跟吕祖谦关系不和，又因贪鄙被朱熹参了六本，最后被姻亲宰相王涯搭救的风流太守唐仲友，以及后来开创了永康学派的陈亮。                                                                           

是的，第二个出场的，就是陈亮，永康学派的开创人。

陈亮小朱熹十三岁，小吕祖谦六岁，小陆九渊四岁。虽然在朱熹和唐仲友的各种故事里，他多次出现的形象都不太好，是个混迹青楼，脾气爆躁，心胸还不太好的二楞子。但实际上，他文武双全，文的方面，他是大词人，又曾高中状元，武的方面，他精通兵法，一生致力于抗金大业。他跟朱熹，辛弃疾的关系，也都很好，一向与人为善，而又嫉恶如仇，他两次被人陷害，差点死在牢里，也正是因为他坚持抗金，直言不讳，决不妥协，端的是当世一等一的人物。

比起吕祖谦来说，陈亮的功利色彩要更重一些，吕祖谦毕竟还花了很多心思研究六经的，写的也是《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这种史学著作，而陈亮呢，写的却是《英豪录》和《中兴遗传》。从名字就知道，关心的总不外乎抗金啦，英雄啦，中兴啦。

事实上，当日的副宰相周葵聘陈亮为幕宾，授以《中庸》和《大学》，说“谈此可精性命之学”，但陈亮对此不很感兴趣。想当初，范仲淹同样对好谈兵事的张载讲了一番话，张载从此变成了大哲学家。而陈亮呢，竟然说，“绍兴辛已，壬午之间，余以报治兵事，为一时明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闻矣”。虽然他对道德性命之学也有所了解，却还是认为，空谈心性无补于世，无益于抗金统一，他并没有按照周葵为他设计的道路去实行，而是继续研究前人的历史，希望总结存亡兴废之道，为抗金统一大业做准备。

有了这个基础，你大概就能明白，他和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会发生些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