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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哲学家们》 九 经世以致用

(2016-06-12 09:42:21)
标签:

李觏

经世致用

文化

宋学

小民

分类: 讲史(那些逝去的美好)

李觏其实也算是皇室之后了。

 

哪个皇室?南唐先主李昪。按理说,有这样显赫的家世,应该过得不坏吧。可惜,醒醒吧,现在是北宋,可不是五代。而且哪怕现在就是五代,他们也不会过得多好,很简单,他的祖上曾经造南唐的反,是逃难出来的。

 

他们是南唐皇室哎,为啥要造南唐的反?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这么跟你说吧,他们的祖上李景芳,是李昪庶出的儿子,俗谓“小娘养的”,官封“金吾卫国上将军”。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按理说,哪怕庶出的,也得封个什么赵王楚王,就是不舍得封王,封个公侯啥的,问题不大吧,“金吾卫国上将军”是什么神马玩意?“金吾”象是“执金吾”,是汉朝保卫京城治安的,而“卫国上将军”,到底是那个出过南子,也出过商鞅的先秦小国“卫国”?还是说,他是保卫国家的?不知道。“上将军”好象听起来不错,但那也是先秦两汉时候的事情了,在后世,节度使,还有什么“都指挥使”才是真正有用的。“金吾卫国上将军”既没有实权,也不是什么爵位,真是个奇怪的身份。

 

好吧,“金吾卫国上将军”就“金吾卫国上将军”吧,然后“金吾卫国上将军”生三个儿子,老大官封“五中丞”,老二封为“六府君”,老三封“七大夫”。为什么搞个“五六七”的等差数列?这又够奇怪了,听起来,象是五个“中丞”,六个“府君”,七个“大夫”。而且还从五开始排起,莫非,庶出和嫡出的加在一起,这几个排到第五六七了?不得而知。这就不说了,至于“中丞”“府君”“大夫”,也都是古得不能再古的名字,而且“府君”根本不是古代的官职,只是汉朝的人对太守的尊称,就象宋朝称宰相为“相公”,并不是委任状上,会任命谁当“相公”一样。至于“七大夫”,以前秦始皇到泰山游玩,遇到了雨,到松树下避雨,后来就封这颗松树“五大夫”,听起来倒有点象。

 

所以这几个不知是官名还是爵位的名目,实在太过奇怪,换成其他人,肯定以为这是在逗他们玩呢。不过考虑到那是五代,大家都没啥文化,倒也可以原谅。虽然南唐也是那片乱世里的乐土,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而南唐中主和后主,又是有名的大才子,但至少李昪,还是个征战四方的武夫,或者说打天下的英主啊。要知道,李昪是个孤儿,本来姓潘,认了大将徐温做儿子,改姓徐,后来当了皇帝,再乱认唐宪宗李纯做了先祖,变成了李昪。光是姓就改过两次,还乱认祖宗,所以给庶出的三个孙子起什么“五中丞”,“六府君”,“七大夫”倒也并不奇怪。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后来“五中丞”,“六府君”,“七大夫”对正室不满,感叹自己无尺土之封,然后就造反了。可他们也不想想,就冲这个几个名目,想来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势力,你拿什么资本造反?据说他们还联合了一个姓彭的外孙,那人倒是个将领,可一个将领,济得什么事?再然后,大概是这个姓彭的外孙看他们实在没任何胜算就造反,不想跟着胡闹,就倒了戈,于是“五中丞”和“七大夫”就没了,临死前,“七大夫”还立誓说,子孙如果再跟姓彭的结婚,我不会原谅的。而“六府君”相对脑子比较清楚一点,一看形势不对,或者还没等到形势不对,就两脚抹油,开溜啦。这个“六府君”叫李昉的,就是李觏的先祖。

 

老实说,这样的祖上,倒也不值得怎么去提,所以虽然欧阳修说他是什么“天潢世胄”,他自己倒比较谦虚,说自己是个“南城小民”。

 

说是“南城”,其实离城很远,“屏居山中,去城百里”。而且他也的确是个“小民”,家里据说“水田裁二三亩”。种过田的都知道,二三亩水田,就是现在养活一大家子也是做不到的,在那年月,一亩地只收个一二百斤粮食,一个人都吃不饱吧,所以他说“故常不食者”。更重要的是,他“十四岁而先君没”,父亲又很早没了,所以结果就是 “是时家破贫甚”。穷成这个样子,的确是够惨的,哪有半点“天潢世胄”的样子。

 

所幸他母亲郑氏,既当女人用又当男人用,“昼阅农事,夜治女工,斥卖所作以佐财用。蚕月盖未尝寝。勤苦竭尽,以免冻馁”。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居然让李觏有机会求学读书,完成学业,“而觏也得出游,求师友,不为家事罔其心用,卒业为成”。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坚强而强大的母亲,恐怕我们就不会知道在宋初曾经有一个叫李觏的思想家了,因为那个叫李觏的人,可能只是岁月长河里的一个真正的“南城小民”,他可能是卖炊饼的,可能是卖胭脂水粉的,可能是在有钱人家当小厮的,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养家糊口,让家里人吃饱饭,而不是心在天下,志在苍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然,蕞尔小子,为佣保,为负贩,供养犹不足何暇孳孳学问间邪?”。

 

有了这些经历,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他的学说里,自始至终有着一种关注民生的成份了吧,“经世而致用”,是他思想的最大特点。而且,比起宋初那无数个“困穷苦学”的读书人来说,同样是“回到三代”,同样是关注变革,同样是复兴儒学,他那坚强而强大的母亲的经历,让他的思想里,在学术里多了一些事功的成份。或者说,比起“澄清吏治”,比起“仁爱”,他其实更关注怎么才能让天下百姓,不再受冻馁之苦,不会再忍饥挨饿。

 

这不,就是在义利观,王霸论方面,他的观点,就和孟子,还有董仲舒,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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