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宋初三先生是学术派的代表，那么范仲淹和欧阳修，则是事功派的代表。

学术派并不代表他们不注重事功，事实上，石介对政治的参与热情，丝毫不在事功派之下。毕竟，无论他们尊王也好，排佛也好，内圣外王也好，回到三代也好，恢复井田也好，都要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的。只是，他们或科举不利，或更爱讲堂书斋，最后在学术或教育上，更有建树一些罢了。

事功派也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学术，毕竟他们不可能只改革政治，军事和经济，他们必须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新的发展。儒家是要教化百姓的，致太平，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移风易俗，让人民淳朴，让百姓知书达礼，互相仁爱，所以他们要尊儒，他们要重师道。宋学是要恢复三代之治的，不重读六经，不摆脱汉代章句，如何回到三代？

范仲淹一生事功非常多，在地方兴利除弊，在边境御寇安民，在中央推进改革，澄清吏治，更加上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所到之处必定兴学校，重师道，有宋一朝学校遍天下，就是自范仲淹始。

而且不仅如此，他自己还曾经应晏殊之聘执掌应天府书院，“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宋学三先生中的石介和孙复都在这时列于范氏门墙，孙复还被授以《春秋》之学，孙复家贫，无以为继，也全赖范仲淹接济及推荐入校学习，领取津贴，得以完成学业。后来范仲淹到苏州创州学，又请孙复讲学，到京城后，范仲淹还推荐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在太学任教，孙复成为著名教育家，得力于范仲淹颇多。宋初三先还有一个，胡瑗，他在苏州办私学，也被当时任苏州知州的范仲淹聘为州学教授，次年又向朝廷推荐胡瑗参定雅乐。庆历四年建太学，范仲淹又推荐取胡瑗的苏湖教学法，著为“太学令”。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推行全国，也赖范仲淹之力。

至于后来北宋五子的那几个，张载本来习兵，范仲淹授以《中庸》，劝他从事于学术，后来张载成了思想界一代宗师。在他的《宋元学案》里，有“高平学案”，除其四个儿子外，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都为其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为其“讲友”，韩琦、欧阳修为其“同调”。

还有啊，范仲淹在学术研究上同样硕果颇丰，比如他对易学的研究，就有开创之功。他著有《易义》、《蒙以养正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等文章，以《易》说宇宙生化，说道德修养，说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涉及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可以这么说吧，后来北宋五子的《太极图说》，就颇受其影响。要知道范仲淹著《易兼三材赋》时，五子里最大的周敦颐也不过十一岁。

欧阳修也是一样，他的事功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开始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还在十岁那年看到韩愈文集的时候，就以韩愈为榜样，立志复兴儒学，革新诗文了。毕竟是宋代，他的境况要比韩愈好得多，在他的带动下，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风起云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一大批人都投入进来，诗文不再是宋初“西昆体”的天下，而变成了北宋读书人载道言志的东西，苏轼说得好，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第二件事，是奖掖后进，发现并推荐人才。从苏氏父子到王安石，经过他奖掖和推荐的人才车载斗量，以至于沈括后来说欧阳修“天下之师三十余年”。

第三件事，是参与范仲淹的新政，成为新政的重要成员。当然，这也跟他复兴儒学，恢复“三代之治”，甚至恢复“井田”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上，欧阳修同样也有非常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疑古。可以说吧，如果说后世有一个“古史辩派”，几乎“把古史辩成没有”的话，那么北宋也有一个“古经辩派”，至少已经把汉代的传注辩成没有。

有童鞋说，这个很重要么？当然重要。要知道，在欧阳修之前，无论科考还是为文，都是《五经正义》的天下，而《五经正义》是谁写的？唐朝孔颖达。孔颖达写《五经正义》时，本着“疏不破注”的态度，不敢对汉代郑玄等人的注疏做一丁点修改或舍弃，所以那些一个字一个字进行解释引证的注疏，就不说对还是错吧，至少篇幅是极大的，读起来也够累的。经之后是传，传之后是注，注之后是疏，每进一层，篇幅大上十倍，最后你还有心思思考点别的么？

这还不够，真宗朝，有名士贾边参加礼部考试，因为对“当仁不让于师论”作了新解，跟注疏不一样，就以“特立异说”的名义被黜落了。如果都这么玩，连旧的注疏都突破不了，大伙还抱着汉人的旧注疏，宋学还玩个屁啊，而儒学还复兴个毛线啊，早被佛道二教给踢回姥姥家了。

所以欧阳修开始的疑古风潮，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欧阳修在真宗朝的时候，就撰《易或问三首》，怀疑《系辞》非孔子作。后来，又著《易童子问》三卷，系统论证《系辞》、《文言》、《说卦》都不是孔子所撰，并有自己的新解。又撰《毛诗本义》十六卷，对《诗经》之《小序》真伪提出怀疑，专攻毛、郑之失。然后呢，还对《周礼》、《礼记》、《尚书》、《论语》、《孟子》，甚至《春秋》都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过的疑问，独创新见，开了一代学风之先。后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好啊，“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现在你明白欧阳修有多厉害了吧，他源出韩愈，而出乎韩愈之上，苏轼说得好啊，“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一个范仲淹，一个欧阳修，就象两个一往无前的战士，硬是把宋朝的诗坛文坛学坛政坛，给搅得天翻地覆，整个的旧貌变新颜。更何况，他们身后，还有一帮子的门生，同道，好友，如果不是仁宗皇帝害怕他们真的把欧阳修那个“朋党论”给搞成了，把帝国变成了党国，他们的成就可能还会更大。

以宋初三先生为代表的学术派或谓教育派，一边推进学术创新，一边关心政治，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事功派，也是一边推进政治改良，一边关心学术，他们就象两股洪流，共同推进着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所以，也必定有一些介于这两大洪流之间的吧，比如，学术派中的事功派。他们可能终生都在讲堂书斋之间，但是他们又时时关注于事功，关注于如何才能治国平天下，或者也许可以说，他们是经世致用派。而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李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