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政治精英圈子里，流传着一个很有意思的谶语。什么谶语呢？这个谶语就是，南方人是不能当宰相的，如果让南方人当宰相，国家会出问题。真宗皇帝还向大臣抱怨过，“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为相，此岂立贤无方之意”。

这个“云南人”可不是现在的“云南人”哦，现在的“云南”那时叫“大理”，还是化外之民，是老实人赵匡胤用玉斧划出来，说我决不会攻打的地方呐。这个“云南人不可为相”其实是“云”后面跟上“南人不可为相”，就是“有人说，南方人是不能当宰相的”的意思啦。

这个说法现在看起来也许很扯淡，而且也很魂淡，但这在当时却是不少人的信仰，至少是那些北方宰相们的信仰。

比如王旦，这个真宗朝的名相，皇帝想让王钦若当宰相，他就反对，以至于后来王旦死了之后，王钦若才得重用，王钦若后来还对人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那他不让王钦若当宰相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之一是“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理由之二是，退一万步说，“立贤无方”，可也得真是贤臣才行的。理由之一有点扯，要知道太祖朝南方还没有纳土，或刚刚纳土，太宗朝南北隔绝得那么久，总得有个磨合期么，哪能刚统一就能当宰相，总得有个过程吧。理由之二就见仁见智了，说别人不贤，也许皇帝还觉得王钦若贤呢。

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旦的地域岐视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王钦若的确迎合皇帝做了些坏事，不过个例并不代表整体哪。

再后来的寇准，也是一代名臣，但他的地域岐视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跟王钦若这样的南方人，以及丁谓这种祖籍北方但数代之前就迁到南方的南方人，作了大量的斗争，而斗争的很重要的武器，就是地域岐视，“天圣以前多用北人，寇准持之尤力”。进士考试，不知道让谁当状元，他就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建议让北方人当状元。甚至于才华要横着才能溢的南方人晏殊以神童考试第一进入仕途后，他还在唧唧歪歪，说，“惜殊乃江外人”，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说张九龄难道不是江南人么。

只是形势比人强，比起胡化两百年的北方来说，唐朝就受战祸较少的江南八道，自中唐以来，经济文化就渐渐超越北方而上啦。中唐以前的那些才子进士们，北方人偏多，而中唐以后，倒是以南方为多了。到五代，北方被军头们打来打去，哪怕是做秀才的，不知道周公孔子为何许人的也是大有人在，倒是南方的几个军头，象南唐，象后蜀，象吴越，治下那都是一片太平，文人辈出，商业繁荣得紧呢。

所以宋代开科举后，中进士的就主要是南方人了。以至于司马光这个北方人说，太不公平啦，太不公平啦，南方一路录十几个，北方一路录两三个，有的路一个人都没有，这怎么行？一定得分路来录，每个路都得录一些。而南方人欧阳修则眼一斜，说，你光看人吃肉，看不到人挨打，你怎么不说南方的淘汰率更高？南方解试，两三千人录两三十人，北方解试，不到一百个人录十个人，南方解试录取率就只有百分之一，北方十分之一都不止，让南方的重点班去拼北方的普通班，结果还用想么。再说啦，北方人“尚质”，比较老实，适合死记硬背，考明经的比较多，南方人脑瓜子聪明，诗赋文章写得好，就更适合考进士，术业有专攻，有神马不好。

这个不知道司马光听到后会怎么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曾经是经济文化首善之区的华北，现在的确是不行啦，不仅经济上要仰赖东南，文化上也比南方差得远啦，甚至连在唐朝是最没文化，只会盛产残疾人的大胡建，现在都开始盛产才子，你说还让人怎么活。什么北方明经，南方进士，这话能让人服么，谁都知道是明经是死记硬背，进士是考诗赋文章，要才华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名望简单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更何况王安石变法，就把明经进士合并，死记硬背也没机会啦。

南方除了经济好，受战祸影响小，还有一点就是游学的用处。毕竟用当时人说的话，天天在家守着，只会读死书是没有用的，想有出息，还得游学，司马光就说过，“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策论”，你不游学，天天跟臭棋篓子下棋，岂能不越下越臭？你不游学，别说治国安邦的策论，连象样的嘴炮都听不到一个。可南方毕竟是工商业更为发达的地方，南方人条件好啊，条件不好的胆子也大，愿意出远门啊，这样一比，北方又被比下去了。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还有教育的重视，南方人没钱不要紧啊，还有学校啊，有混出来的大佬帮助提携啊。晏殊在金陵的时候，就大力提倡教育，兴办学校，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救济没钱的孩子，而那个学校里就有一个学生就叫范仲淹。欧阳修也差不离，如果他是老师，简单就是桃李满天下啦，唐宋八大家宋朝的六个，除了他自己之外，基本上都经过他的提携和帮助。可以这么说吧，还在庆历新政的时候，改革派里南方人就占了很大比重啦，只是范仲淹实在是太有个人感染力啦，所以虽然被很多人以朋党搞人参公鸡，却并没有损害声名。

但地域岐视却一直存在，到了英宗治平年间，传说中发明梅花易数的邵雍，就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说他有一天和人在桥上散步，忽然听到杜鹃的叫声，然后也不知是根据杜鹃的叫声当即起了一卦，还是能望见地气由南入北，还是有别的什么预测方法，反正是心情非常不好，说，“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不管这事是不是真的，至少说明哪怕经过晏殊欧阳修范仲淹还有三苏们的冲击，经过仁宗朝的四十年，地域岐视都没有消失。

只不过有所区别的是，现在首当其冲的，是南方人中的“楚人”和“闽人”，其实就是湖广江西福建这些地方。但那也不是说江南人就不受岐视了，而是因为“楚人”和“闽人”现在成了南方变法派的主流。

比如现在成为新一代北方人代表的司马光就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他这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闽人狡猾阴险，楚人轻浮没长性，第二层是北方人比较“淳厚”，第三层是南方人喜欢拉帮结派，“援引乡党之士”。南方人是否拉帮结派不知道，二相是曾公亮和陈旭，二参政是王安石和唐介，至少王安石不象个拉帮结派的，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北方人难道就不援引自己的同类了么。而“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则简直是骂人，哪有说一个地方的人都是狡猾阴险或轻浮没长性的呢。

如果连司马光都有这样的地域岐视，那么变法会成什么样子也可想而知呢。要知道，也许是因为南方工商业发达的原因，新党的主力的确基本上是南方人，正如旧党主力则基本上是北方人一样。毕竟南方人并不排斥国家进入金融业的想法，而青苗法和免役法据说在北方用起来非常扰民，而南方人却效果还可以，连对新法有看法的四川人苏轼也支持免役法。也许北方人不愿意借钱，不相信官府，宁愿出力也不愿意出钱，官府也更为横行霸道，而南方人更愿意以钱生钱，更愿意用钱来免役然后用这个时间来挣钱吧。

北方人比较古板一点，爱拼道德，好处是敦厚，而坏处是死心眼，而南方人头脑灵活，有商业思维，好处是办法多，胆子大，步子快，坏处是太滑头，互相看不惯也很正常。但结果就是，变法本来就众说纷纭，再加上地域岐视，再加上那时的人，本来也重视乡党，结果自然只能越演越烈，正如司马光和吕惠卿吵架时，有人说“一个陕西子，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者”一样，想把他们捏合到一起，简直不可能。

只是如此一来，政见之异同，加上南北经济文化之升降，党争就更加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