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士族其实最初应该叫河北士族，因为在整个的魏晋时期，他们多半都住在黄河以北。

因为住在黄河以北，所以在整个的魏晋时期，特别是所谓中朝名士时期，他们其实是被边缘化的。

这种边缘化带来了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他们多半并没有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学习仍然是两汉的经学，而非新兴的玄学。尽管在洛阳或江左的人看来，固守章句礼仪的经学未免太过低级落后，充满着哲学思辩能给人带来心灵自由的玄学，才是更为高级的学问，但他们就是固执的喜欢儒学，你怎么办吧。作为儒学的坚守者，作为东汉经学世家的真正继承者，他们甚至是玄学的反对者，当然，也是后来佛学或佛教的反对者。

第二个结果是他们多半住在山野，而非大城市。城市是给那些在朝廷中有权势的人住的，他们在朝廷中没有权势，在河北地方上也许可能有一些影响，但在洛阳，影响力是有限的。而且，与朝中那些搞玄学的士族，本来就搞不到一块去，那就不要搞到一起，与其在洛水边上开沙龙搞派对玩辩论赛，还不如在老家的庄园里皓首穷经。

第三个结果是他们没有跟着司马氏偏安江左。这可能是因为从河北到江东实在是太远了，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边缘化的士族，而且是边缘化的玩儒学的士族，与那帮玄学士族本来就不一路人，何必去凑热闹。他们即使腼着脸跟到了江东，也只会成为二三流的士族，如果不能及时的由儒入玄的话，连二流可能都保不住。

结果就是胡人闹起来之后，他们有的人去辽东跟着颇有儒风的慕容廆，有的呢，就在北方找些深山老林，整个家族结寨自保，有的人，被那些胡族首领或地方军阀看中，做个一官半职的。

不过不管是哪种选择，他们的整个家族，仍然住在山野，这保证了一百多年的五胡之乱，他们能保存足够的实力，他们的家学也仍然为儒学，诗礼传家，这保证了他们严谨的门风和家教。而且不管是哪种选择，他们物以类聚，也多半只会选择跟自己类似的家族通婚，一来结成这乱世里的同盟，二来，如果不能保证联姻者的门风，又怎么能保证子孙的家教呢，“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嘛。

清河崔氏就是这诸多家族中最厉害的一个。

清河崔氏的祖上崔林，据说曾经做过曹魏的司空。不过那都是六七代之前的事，在司马氏兴起之后，就没没无名了。直到崔浩的父亲崔宏，才以北方崭露头角。

崔宏，少年有“冀州神童”之称，做过苻坚弟弟苻融的记室，苻坚兵败后，北方大乱，跑到齐鲁避难。本来想跑到南方的，结果被当地军阀强留，没有走成，这可能是后日之幸，也可能是后日之祸。

再后来就到了慕容氏的后燕，接着后燕被北魏灭掉，又跟着拓跋珪。拓跋珪是要做大事情的人，为了变胡族的单于为汉地的皇帝，连子贵母死这等毒招都能想出来，当然不会让崔宏闲着。结果就是那些制度啦礼仪啦官爵啦律令啦，都是他一手制定，官至吏部尚书。

到了儿子崔浩，更是强爷胜祖，自小博通经史，学识渊博，工于书法，尤其精通术数，以天象合人事，多有应验，反正就是那种神机妙算，和诸葛亮刘伯温旗鼓相当的那种。而长相嘛，清河崔氏男和范阳卢氏女的后代，能差吗，反正就是长得象美貌佳人，据说和张良相当的那种。

政治眼光当然就更厉害了，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代参与军国大事，奇谋异策无数。前后至少有六次很出名的政治决策。

一次是都城平城一带饥荒，拓跋嗣打算迁都到南方，崔浩则认为鲜卑新入中原，根基未稳，现在去南方，北方有风吹草动，根本来不及应变，而南方有事，则可以从容对付。至于饥荒，安排灾民到各州，由各州安排他们吃的就好啦。

一次是建议拓跋嗣确定册立太子制度，早立太子，则各方安定。

一次是刘裕借道伐秦时，他建议借道，由着刘裕攻秦，然后在归路上拦着就可以了。这个计策拓跋嗣没有听，最后被刘裕却月阵大败。

一次是灭夏的时候，群臣都主张先打柔然，因为赫连夏的统万城城高池深，难攻，柔然则能搞到很多牛羊，而崔浩则主张先打赫连夏，因为夏地方不大，而且以残暴闻名，把军队消灭完，一个统万城就是等死的份了。

一次是打柔然的时候，大臣担心刘宋乘机进攻，崔浩则说从刘裕死后，刘宋没有能力北伐，倒是柔然，现在根本不担心我们进攻，正好出其不意。

一次是灭北凉的时候，以《地理志》论证攻北凉可行，驳斥被北凉收买了的特使李顺的谎言。

按理说，有了这些，已经足以成就清河崔氏之声名了。但崔浩是有儒学理想的，这种儒学理想，让他走得更远，做了更为出格的三件事，这几件事，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灭门之祸。

第一件事，灭佛。

那时候全社会都在信佛教，不灭佛，又怎么恢复儒教呢。根据征盖吴过程中，发现寺僧藏兵器的事情，劝拓跋焘灭佛，烧佛寺，捣佛像，“一境之内，无复沙门”。这是“三武一宗”灭佛的第一起。

第二件事，全面复兴儒学，办法就是“齐整人伦，分明姓族”。

什么是齐整人伦，当然重视儒学家教，什么是分明姓族，就是区别高门大姓与寒门小姓。也就是说，他主张选官任吏，根据儒学和家族两个标准。这事实上，也是东汉经学世家的标准，学问和家族，两方面都要重视。如果学问突出，家族不显赫当然也是可以的，如果出身好，学问又好，那当然最好的。什么样的人，出身好，而学问又好呢，除了他们这些山东士族，还会有别人吗?

如果说灭佛得罪的是和尚和佛教信仰者，那么这个“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得罪的则是整个的鲜卑贵族了。那些鲜卑贵族，能认得几个汉字，就算对得起他们了，哪里还能玩什么六经，什么儒学？这不是摆明着想把他们挤到一边去吗？你是仗着你的才能被现在的皇帝宠信不假，可你也不想想，这个皇帝是鲜卑的皇帝，还是汉人的皇帝？

所以这个办法一提出，就遭到了他的弟弟范阳卢氏的卢玄，卢玄反对的理由是制度是要考虑人的，没有几个人乐意遵从的制度，提出来是有问题的。所以崔浩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只是缺个导火索的问题。

这个导火索很快就来了，因为崔浩又做了第三件事，那就是主持编修国史。

修国史，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按照儒家的传统，修历史是一件大事，是每个正统王朝都必须做的事。而修历史，首先是要保证准确性，虽然会用些春秋笔法，但那也是秉笔直书的前提下，用的春秋笔法。而拓跋氏之前的信史来源有哪些呢，除了《代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还能有哪些呢？更要命的是，他在太子的认同和赞赏下，他还请人把《国记》刻在石头上，让大家围观，据说花了三百万才全部刻完。

最后的结果就是，《国记》被群众围观，议论纷纷，哎哟，这都神马事啊，哎哟，原来那个力微皇帝是个白眼狼哪。这下连皇帝也坐不住了，你这是修史吗，你这是宣扬我拓跋氏的家丑来的吧？连皇帝都得罪了，可想而知了。

国史案是北魏立国以来的第一大案，不仅清河崔氏，而且与清河崔氏联舅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太原郭氏，全被灭族。

山东士族元气大伤，而北魏的汉化过程，也至此中断，直到二十多年后，北魏的第六位皇帝拓跋宏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