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最早就叫做“记”。神马是“记”呢？就是一些记录性文字。它和“经”不一样，“经”都是那种必须读的，一个时代只有一两本的东东，而“记”则是读 “经”之余的闲笔。它也和“传”不同，“传”是用来传播经的，是讲义，所以通常都是一段经，对应一段传，而“记”就比较的随意，可能是一篇经一篇记，也可能是一本经读完了，再写上几篇记。就是说，“传”是正规的教辅，而“记”就是些私人的笔记和心得。

比如这个关于礼的“记”吧，就有两种。一种是夹在《仪礼》每篇后面的，比较散，就是对《仪礼》难懂的地方做点解释，有点象我们上学时，记的听课笔记。还有一种就是一篇一篇的，内容也不一定都是礼学的东西，有可能是讲音乐的，也可能是讲制度的，还有可能就象《孔子家语》一样记录孔子事迹的，单独成册，而且也不是一个人写的，孔子哪个后人都有可能是作者，倒象是论文汇编。

这前一种，到汉朝多半流传了下来，而后一种就被烧得数量不多。到河间王刘德的时候，才求来一批用古文写的，多少篇不知道，都献给了刘野猪那个坏小孩。而刘野猪虽然号称尊儒，其实是希望儒来尊自己，当然不可能象河间王刘德那么热心学术，这些书自然都束之高阁。当然即使是真尊儒，也未必会重视，因为连“经”都算不上，不过是战国时代一些私人笔记日记，参考资料而已。

一直到刘歆，整理国家图书馆时，才又找到这批书，据说有关于“礼”的“记”一百三十篇，另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一共是二百一十四篇。不过因为只是参考资料，当然也不存在为它来争立博士的问题了，只是把这些篇目分了类别，制了目录。后汉的班固写《汉书》时，说有一百三十一篇，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还是他看见的就是这么多，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不重视归不重视，类似的“记”——应该是今文的而并非刘德找的那些——还是有人会看的，毕竟《仪礼》太难懂，所以就有了大戴礼和小戴礼。这大小戴礼也是叔侄二人，和大小毛公一样，但毕竟是搞今文经学的，所以就热衷于分家，结果反倒发展出两大流派，内容甚至篇目都不一样。大戴礼有的，小戴礼不一定有，小戴礼有的，大戴礼也不一定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刘歆或班固所说的，要少得多，小戴礼四十九篇，大戴礼在最高的时候，据说有八十五篇。

为了把这一堆数字圆上，后人传叙了很多个版本的故事。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一开始的确有两百多篇的，后来被大戴删成了八十五篇，后来又被小戴删成了四十九篇。还有一个说法有点区别，就是小戴后来只有四十六篇，被后汉的马融卢植那些人，加了明堂记乐记和月令的三篇，又变成了四十九篇。这些说法疑点都很多，因为无法解释大小戴礼为神马既有大量重复的内容，又有大量不重复的内容。

其实他们没必要那么纠结的，因为经过秦火之后，又有哪个经不是变得扑朔迷离呢，今文和古文的两大系统，不也是多半拜其所赐吗。篇目的不同，也许只是流传的必然现象而已。比如号称八十五篇，比小戴高出一大截的大戴礼，因为郑玄那个偏心眼的注的是小戴礼，小戴礼四十九篇到现在还在，而大戴礼到唐朝就只剩下三十九篇了，变成了小小戴礼，你说气人不气人。

所以这事纠结不得，上千年的历史，能传下几篇就不错了，也用不着为着刘歆或班固的数字而困惑，毕竟人家是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有一个规律，任何经典如有篇目差异，古文经学的篇目通常都比今文经学的多出一倍还不止，毕竟人家是秦火之前的东西嘛。

但也不能怪郑玄偏心眼，因为没有郑玄的注释，大戴礼也未必就一定能传下更多，反倒是小戴礼非常可能失去更多。毕竟郑玄之后，北宋开始大力发展学术出版——唐朝主要印佛经——事业之前，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中间还有五胡南北朝，其对书籍的毁灭性其实是在秦火之上的。这一点，只消看看《汉书艺文志》中的那些书，到唐朝还剩几本就知道了。

而且那些书还都是独立的，而《礼记》，或者说“记”，在郑玄之前，根本是个附庸，即使有独立成册的，也只是些资料选辑。前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资料选辑，大小戴，很可能也只是资料选辑的两种，而不是什么删古礼。今人考古，战国古墓里挖出来的，也多半是其中的若干篇。本来就是些参考资料，又哪里谈得上篇目的永远完整呢。郑玄至少让它脱离了附庸的地位，一跃成为“三礼”之一，这才有后来宋代的风光无限。

那么这个四十九篇的《礼记》，又有哪些内容呢？

按后人的分类，一共有九种。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通论，就是孔子言行啦，政治，哲学，伦理之类，象著名的《礼运》，《中庸》，《大学》，都是属于通论。其他差不多都是关于制度和礼义的，象什么《曲礼》，《王制》，《丧服四制》之类，还有象昏礼的意义是什么，冠礼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还有少数其他内容，明堂阴阳两篇，世子法一篇，子法一篇，乐记一篇，除了乐记，其他其实还是讲古代制度的。

可见《礼记》其实有三种。第一种是修身养性，乃至安身立命的大道理。第二种是古人是怎么通过礼来完成修身养性，乃至安身立命的。第三种是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做，我来教你。

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为什么平民出身的宋朝知识分子，会更喜欢《礼记》而不是《仪礼》了。因为实在是考虑周到，通俗易懂，老少咸宜，童叟无欺，实在不想学，甚至可以只学第一部分，明白大道理就行了。道理明白了，自然就学会了“礼义”。

不过他们没有明白，古代贵族——可能还有西方贵族——之所以从小进行那些礼仪的训练，并不是真的闲着没事干，而是这些训练，非常符合心理学的原理，即“一致性”。正如经过训练的士兵在遇到危险会不由自主冲到前面，而普通人则会不知所措或拔腿就跑一样，经过大量礼仪训练的人，多半也会在各种事情上，不自觉的按照这些礼仪的原则去做事，或思考。他们会克制，会尊重他人，会面带微笑，会替别人着想，会不卑不亢，会保持分寸和适当的距离。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读几本理论书，就能解决的，非得有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不可。

对于宋人来说，多半都是平民出身，“朝为田舍郎”的那种，当然在小时候很少会有机会接受这种潜移默化。所幸的是，还是有少数比较明白的宋人，能够改造古礼以为今用，致力于乡村士绅社会建设，希望能由少数诗礼传家的士绅阶层，通过为人仰慕的社会地位，来对其他族人移风易俗，至少是部分的潜移默化。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眼前要了解的，仍然是古礼究竟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