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封建时代是无所谓法律的。

象西欧那块，贵族之间，似乎决斗比较常见。而在东方，做错事了，最有可能是自己抹脖子，那年头自已寻死的贵族或准贵族——“士”不要太多，其遗风一直影响到封建时代的日本，武士们发明了更惨烈的剖腹。其他各国，宣誓、水审、火审、卜筮，都有。至于庶民，也是有一些刑罚的，但基本上是贵族自己掌握，更象是后世的所谓家法，庶民是很少会抹脖子或剖腹或决装潢的——他们还不够格。此之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等到封建制度瓦解，礼坏乐崩，就有点贵族不象贵族，庶民不象庶民，全乱了套，自己寻死的就很少。然后就有一帮人，希望继续用旧时代的礼仪来约束新时代的全体民众，这一些，我们称之为儒家。然后又有一帮人，主张把以前只用于庶民的刑罚变成明文，赏和罚都看得见摸得着，这些人，我们称之为法家。

西欧封建解体之际，也从所谓神示证据制度变成了法定证据制度，上帝不再能证明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或一个人该死还是不该死。证据有没有用，有多少用，有罪还是无罪，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法官只要翻翻条文就可以断案，无需也无权自己加以判断。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做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他无法预先规定各种案件的细节，总有一些案件让人纠结不已。最简单的吧，不同的人证，话语彼此矛盾，该听哪一个？够为难吧，所以这个也得规定。沙俄当年就规定，几个地位或性别不同的证人的证言发生矛盾时，要依据地位性别等等来判定证言的证明力，地位高的比地位低的可信，男的比女的可信，学者比肉贩子可信。但真的是这样吗？男人就一定比女人靠的住吗？

其次，法律专横而僵化，冷冰冰的象个机器，其唯一的作用就是使人恐惧。虽然说法不容情法不容情，可法律还是得有惩恶扬善的功能，法律的目的还是为社会更美好，不是吗？

最后，最可怕的是，为了符合法律的规定，有时不得不采取刑讯的办法，比如欧洲法定证据制度规定自愿的口供才是具有完全证据力的证据。但不用刑，有谁会老老实实招供，用刑嘛虽然有可能第二天翻供，但那样就只好把刑用得再狠一些，用到犯人有求死之心，自然神马口供都有了。

中国也是一样，历来断案讲究人证物证外加口供，否则案宗报上去就可能会被问责，但是人犯都是些坏人，哪有那么容易提供口供，还不得用刑。所以几乎所有法家当道的时代，都是酷吏横行，酷刑遍地，打黑的同时，多半都会黑打。

所以后来就有所谓自由心证制度，它允许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良知和理性，自由裁定某些证据有没有用，有多少用，甚至是有罪还是无罪。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根本就是从习惯法出来的，法定证据制度就没怎么玩过，当然更重视自由心证。陪审团的成员，通常都没有法律专业背景，他们不可能翻遍法律条文还断案，所根据的，还是自己的良知和理性。

而在中国，惩于法家之弊，但有礼无法的封建时代又回不去，法律又不能没有，于是就有了援礼入法的春秋决狱和“原心定罪”。

从这种意义上讲，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与西方虽然道路不同，方向却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有人说原心定罪是一种对法治的倒退，实在是强不知以为知，以为但凡沾了一个法字，就一定是法治，而法治就一定是进步。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民权的申张，所谓法治，无非是刑治而已，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无非是“军法如山”的同义词，而国君，就显然是不在“同罪”之列的，因为这个法，维护的就是国君或者其他独裁者的利益。

又或者有人说，原心定罪给了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会造成太多的擅断，却不知在董氏春秋决狱之前，法官也并非就真没有自由裁量权，也并非就真没有擅断。无非是法律条文需要什么，咱就能提供什么，如果认定某个人有罪，自然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有了连坐，人证还会有问题吗，有了刑讯，口供还会有问题吗。

还有人说，原心定罪造成了后世的以言定罪，因为喜欢搞诛心之论。却不知法家当道的秦朝，以言获罪是最多的，反倒是从汉到宋，文祸极少。至于清朝文祸更甚于秦，也与原心定罪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使没有原心定罪这回事，同样能用别的办法给那些乱说话的治罪，比如思想反劝啦妄图颠覆大清之类。好熊说得好，从来是权力选择思想，而不是思想选择权力。

倒是自从原心定罪学说出来之后，法律变得越来越近人情了，而酷吏越来越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虽然不畏豪强，一心打黑的“酷吏”张汤郅都们，的确往往能让境内治安良好，黑恶势力消匿，但是其影响之下的“酷吏”风气，却也让人人自危，人人自保。反倒是追求境内无事，皇权不下县的循吏们，能让百姓心安。

但是原心定罪的方法也的确有其不足的地方。

第一就是对法官——其实就是县官啦——的儒学修养要求太高，用《春秋》来断案，虽然对于董仲舒来说举重若轻，对于董仲舒的门人吕步舒，或者后来的路温舒，这个舒那个舒的，不是神马难事，但是不能要求人人这样。打个比方，董仲舒同时的公孙弘，号称大儒，位至宰相，你让他春秋决狱试试？

第二就是虽然讲人情了，但是的确有很多空子可钻，这些空子不见得比法家时代更多些，但也不见得就更少些，有可能是堵了一些空子，却又多出了很多的空子。

第三嘛，《春秋》本来就有不同的解释，《公羊》和《谷梁》的解释很多地方就不一样，后来古文经学又给加了个《左氏》。而且同一本经，可以发挥出不同的意思，比如匈奴死了单于，汉朝要不要去打，可以根据不伐服丧之国的经义来说明不要打，还应该派人吊唁，也可以根据九世复仇来说明要打，必须要打。

第四呢，就是礼和法的矛盾，并不能根本解决，比如徐元庆谋杀案，虽然按陈子昴的办法，杀了再表扬，也传为美谈，但柳宗元就认为，礼和法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而不是相反，否则会让人无所适从。

所以春秋决狱和原心定罪，就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即真正的礼法合一，用儒家的思想彻底的改造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