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某个官衙里，一个简单而又纠结的案子正在紧张的审理着，案情是审清楚了，就等法官大人大笔一挥，当庭宣判，这时法官大人摸出了一本书。

法官大人是因为对法律条文不熟悉，要临阵磨枪吗？当然不是，虽然那时的地方法官多半由郡守县令兼任，出身又是孝廉秀才神马的，对于法律条文的确也不熟悉，但法律条文这种事，自然有小吏替他们操心，他们哪里用得着亲自翻查核对法律条文。他翻出的，是一本《春秋》。

他翻出《春秋》，是为了读历史吗？当然不是，要说读史，《春秋》实在不算读史的好材料。比如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只有这几十个字，那么丰富多彩的历史，只有这几十个字，想想“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在《左传》里就是一篇小说，可这里只有六个字，加上时间只有九个字，跟发电报，不，跟电报标题似的，有啥值得在官衙大堂上拿出来读。

那他是为了做神马？当然是为了审案啦。

有童鞋问啦，《春秋》也能审案？是的，《春秋》不仅可以用来审案，而且比《秦律》《汉律》还要重要呢。因为《秦律》《汉律》只不过是法律的使用，而《春秋》才是法律的基础。

为什么说《春秋》才是法律的基础呢，因为根据儒家的观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惩罚不是法律的目的，教化才是法律的根本，我们不是用对罪犯的惩罚来引起人们的恐惧，从而让人们不敢犯罪，而是用对善行的褒扬和对恶行的谴责，来唤醒人们的良知和是非之心，从而让社会越来越好，人们越来越知书达礼，人人都想做好人，人人都自爱自尊。所以判案，不仅要看法律条文，更要看《春秋》，《春秋》里有圣人关于具体的案情应如何裁决的全部秘密。

好，现在再回头看上一遍。

再选一段，僖公四年，“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夏，许男新臣卒。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齐人执陈辕涛涂。秋，及江人、黄人伐陈。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许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会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

还没看明白？好象就是一堆国家，国君各种级别公啊侯啊伯啊男啊，再加上一个楚子，全齐了，然后就是打仗，结盟，侵略。根据前面说到的春秋笔法，这中间有时称“齐侯”，有时称“齐人”，肯定是有用意的。但是什么用意，还是不明白，似乎“齐人执陈辕涛涂”这件事很不对，但怎么不对，也不清楚。

那就先看看教辅，《公羊传》解释得还是很详细的，“涛涂之罪何？辟军之道也。其辟军之道奈何？涛涂谓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桓公曰：“诺。”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顾而执涛涂。执者曷为或称侯？或称人？称侯而执者，伯讨也。称人而执者，非伯讨也。此执有罪，何以不得为伯讨？古者周公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桓公假涂于陈而伐楚，则陈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师不正故也。不修其师而执涛涂，古人之讨，则不然也。”

大概意思就是以齐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浩浩荡荡的攻打楚国，顺路打了一下蔡国，最后到楚国边境时，却只是结个盟就回来了。回师的路上要经过陈国和郑国，而陈国的辕涛涂就出了个主意，说咱们这么多军队讨伐楚国，结果不打就回来了，多没面子，不如取道海滨，打打东夷人吧。齐桓公一想有道理，可没想到那年头沿海一带荒无人烟就算了，而且路上全是沼泽，把多国部队陷在里面很多天都出不来，齐桓公一气之下就把辕涛涂抓了。而孔子显然是谴责这种行径的，因为陈国的辕涛涂之所以那么做，还不是怕大军从陈国经过，粮草补给可少不了，到时陈国就要劳民伤财了，这说明神马？说明齐桓公这一仗，打得是不得人心的，想当年，周公攻打东边，西边的国家就抱怨，为什么不先来攻打我们，而齐桓公，楚国咬不动，连同为盟军的陈国，都不想大师入境，这事该有多不地道。

现在明白了没有？还是不明白怎么就能用来治狱？

所幸还有董仲舒，人家是当世孔子，显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董仲舒最大的长处就是把《春秋》里的各种意思，甚至是看上去互相矛盾的意思联系起来看，从而得出一个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结论。

董仲舒是这么说滴，“是故逄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诛或不诛。”

就是说，逄丑父该杀，辕涛涂不该抓，都是欺骗了别人的军队，但有的该死，有的不该死。鲁季子追庆父，吴季子放阖庐，都是弑君，有的该杀，有的不该杀。

后面两个且不说它，先看前两个，辕涛涂当然不该抓，但逄丑父又为神马该杀呢。逄丑父是在晋国攻打齐国时，冒充齐顷公从而把国君放走，自己被晋国人抓了，忠心护主啊，这是好事啊。董仲舒是这样说的，因为它虽然忠心护主，可是他却让国君背上了一辈子都难以洗刷的耻辱，哪怕国君回国后自杀，那也是一个在战场上当了逃兵的国君。这哪是好事，这是陷国君于不义啊，《春秋》告诉我们，失了君位又回国复位的国君尚且不能以国君相称，何况是一个逃兵。他应该这么做，他要指责国君不要想当逃兵，要为国捐躯，同时，咱逄丑父也陪你一起捐。

对此我只能说，够狠！这个被后世的儒家演变成了“国君死社稷，天子守城门”，不过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崇祯一个人而已。

反正不管怎么说，董仲舒是从事情的原委和影响来判断一个人该不该死，所以辕涛涂骗的是盟军，反而不该抓，逄丑父骗的是敌军，反而该死。最后就引申出了一个春秋决狱的最大原则，“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就是什么案子，都必须根据事实来推断其动机，动机坏的，没有达成也要重罚，首奸大恶，要重罚，而如果动机是好的，只是无意有了坏的结果，就应该从轻处罚。此之谓“原心定罪”。

那么对于具体的案子，这个“原心定罪”又有哪些技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