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个广告界的女强人找我吃饭，我寻思她要和我说广告的什么事呢，心里化魂儿，因为素无来往。

酒过三巡，她压根也没说广告一个字儿，我更加化魂儿。原来，她看了我的文章，嗅到我可能是一文艺女青年（其实已经不是青年），她是找我来谈文学滴。她先亮出了自己文艺女青年的身份。

话说开了，也没啥不好意思地了，我们俩中年女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是“文青”。那表情，好像俩地下党终于接上头了。原来，我们都是潜伏在人群中的“文学女青年”呀。在外人面前，我们是打死也不会公开自己的这一身份地，那多傻呀。

既然已经相认，就没啥隐瞒的了。她说，上中学时，在她们那个小县城，她惟一能看到的文学刊物就是《北方文学》，那些杂志她现在还留着呢，那是从她中午饭里省出来的呀。我说，我小时候，我小姨通过找邮局的认识人儿拉关系给我订了两年的《人民文学》，我如获至宝连那上面的责任编辑是谁都记得。她说她看《简爱》能一段一段地背下来。我说，初中时我妈花11 块钱通过关系给我买了一套莎士比亚，没过多久我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莎士比亚了。我说中学时第二天期末考试，我前天晚上趴在被窝里看日本小说《猫知道》看到天亮。因为爱好文学，我们都有过多愁善感的少女时代。都干过瞒着老师和家长的这样的见不得人的事儿。

她说她喜欢女作家池莉，她看过池莉的所有作品，她设计并幻想着有一天上武汉找池莉吃一顿大餐。但她一直没去，她把这个念想留着。

我没告诉她我喜欢米兰昆德拉，我也有那个满脸是褶儿的老头儿的全部作品。我能想到的这辈子最浪漫和幸福的事儿，就是去法国看他。我想过，要先学会法语，至少要能和他顺畅地交流，不能要翻译在一边。我还想过，见面时我就素面朝天地，戴着我的小黑边眼镜，清汤挂面的发型，以最本质的面貌去见他。这些个想法在我十几年前看他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时就有了，但我至今一直没空去学法语，我身边各种各样一地鸡毛的破事儿也让我不能放下一切去看我的偶像，那似乎太过奢侈了。就像小时候要去看电影，但去之前要洗一盆衣服，可我这盆衣服总也洗不完，所以我也就不能去看他。当报纸上一有他的什么消息，我就庆幸他还活着，我要抓紧洗衣服。在心里叹一口气：什么时候我能清清爽爽地踏上我的这个精神之旅呢？没有时间表。这些想法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我心想，相比之下，你去看池莉，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了吗？

她说她最近看了什么，我说我最近看了什么。她还告诉我，那谁你知道吗某领导也是文艺青年呢，他的博客里都是他写的诗，还有那谁看不出来吧平时多严肃的人他经常和我交流看小说的体会呢……原来在我们周围，还有这么多不动声色的“文学青年”呢，潜伏得挺深呀。

我告诉她，我以前总爱去哈尔滨一家三联书店，特别好的气氛，它有一个大书架，那上面全是汉译名著，我每次去一定摸摸那些绿色黄色封底的端庄的书，那些书没有花哨的包装，只有白纸黑字的干净的封面。我只是摸一摸，不买，因为看不懂。我曾经使劲去看黑格尔的《小逻辑》，看不懂。虽然看不懂，但我知道这些静静摆在这儿的这些书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我就摸一摸它们，心里就觉得很温暖很踏实。好像那些先哲们透过那些书在文明的天空看着我，目光深邃亲切，我会莫名的感动。我曾经经常去那个书店，去摸那些书，直到那个书店有一天黄了。傻不傻？没有人知道我的这个秘密。我告诉了她。她很会意地笑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小的时候，一出门要先把自己目光所及的所有汉字认一遍再走路。我的另一个朋友，小时候在农村没有书看，天天捧着新华字典，字典看完了看农药手册。只要是有字儿的书，只要她拿到了就如饥似渴。她的农村老师可怜她把自己有限的书借给她，小学时她就倒背《论语》了。我认识的一个公安系统的老同志退休后写了那么多的诗，意象纷呈，我想象不出一个看起来这么严肃的人竟有这样的满腔激情和浪漫，他也是潜伏。曾经和一个工学博士聊天，他拉着架子要和我说说文学，他看过很多大部头，比如《约翰克里斯朵夫》，比如《追忆似水年华》，还有《苏菲的世界》等等，但我知道他可能是别人眼里的文学青年，但不是我认为的文学青年。有一次出差，同屋一女孩看了一眼我包里的书，告诉我一件事，高考前一周她跑到另一个城市去看了一场昆曲，回头让她妈抡着条苕疙瘩一顿胖揍。没多说，我认定她是一文青。

这样的“潜伏”，我们能在人丛中偶尔的只言片语的交流中识破对方，彼此会意地一笑，我们是同党。就像我们会凭着国际歌的旋律找到组织和同志一样，“文青”们隐藏的再深也有迹可寻。我们也和别人一样在人群中奔波忙碌，但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会偶尔躲到一个温暖的港湾去抖一抖身上的尘埃，给自己的精神放个假。

我还发现一点，文学女青年们找的老公竟大多是不懂文学的。广告女的老公是一成功的商人，我嫁了一“理工男”。她说，他压根不知道啥叫文学。我说，我先生有时看到我写的东西顶多会自言自语地感慨一句“嘿，我媳妇儿会写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