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那些事（之六）

王文跃

     给母亲买副金耳坠，是我一直的梦想，可是从来拮据的我，始终没有实现这个梦。母亲非但不怪我，还十分心疼我的窘迫。

    妻子贤惠，勤劳持家，我病重的时候，她又要下地劳动，又要带孩子，更替我孝敬父母。我很感激，总想给她买条项链。但家里有米无米她比我清楚，于是常常叮嘱——千万别买，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有个女人不爱饰物，我在她温柔的谎言下，变得摇摇摆摆。那一年，侄子孝敬婶娘，给她买了一副金耳坠，她戴上了，欢天喜地；女儿工作了，给她买了一条金项链，虽然嘴里嗔怪女儿，但还是喜滋滋挂在颈项里。妻子身上就这样两样贵重东西，可一件也不是挣钱的丈夫给买的，这令我很酸楚。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工作最初、也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生活。然而，民师阶段，真的穷的叮咚响。

     第一次发工资，45.5元。把钱镚子不少交给母亲，母亲没问多少，只是顺手抽出一张五元的递给我，说要有个花项呢？我惨淡一笑，摇摇头，问母亲是不是太少了，母亲一边把钱压在炕席下一边说：“慢慢来呗，蚂蚱是小，可也是肉啊，攒攒不就多了。”实际母亲在安慰我，如果挣得不多，靠攒能有几个钱？那时候，已经在盼望，熬吧，等到三年满，就可以参加转公考试了。这个支撑不得不说也是我坚守的动力。然而，到了三年满报名 考试的时候，却因为是中学教师而被拒之门外。中学教师就不是民办教师了吗？我愤懑，不理解，闹了半天的情绪。还有一线希望，年满五年可以考师范学校。然而五年后又被超生第二胎拒绝。真是不顺，烧香佛爷转屁股。

    工资终于上涨了，经过几次调动，到1989年，终于拿到了87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当时的农村，民营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一位刚毕业的初中女生，工作五天就可以超过这个数。每天掰着手指过日子，就怕大人孩子生病闹灾。然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一年，我还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倒了，昏迷后醒来，双腿就开始乏力，立不住站不稳。女儿出生十三天，我就住进了北京宣武医院，几经检查，几经排除，最后确定静脉和运动神经发炎。治疗吧，大包吃药，针灸热敷。好在那个时段药品价格不是太高，否则债台还要高上几层。

      幸亏教学工作攒下了点人缘，民师岗位一直给我留着，让我能拖着半残的身子，继续享受几十元的劳酬。由于当时教师工资是乡财政统筹，工资拖发、欠发的事老发生。1991年，连续三个月没发工资，等来的是每人两双皮鞋。原来一个民营企业倒闭，用皮靴顶替贷款，于是所有教师工资用皮鞋顶替。皮鞋发放的比较人性，均是男女式各一双，男士41码、黑色；女士38码，棕色。有条件的老师发下来就扔了，我发的没有浪费。虽然样式如镐头，虽然穿着有些夹脚，但毕竟比光脚强，特别是阴雨天，权当雨靴。

      到了1994年，教师工资由市里发放，不仅有了保障，而且一下子涨到了180元。1997年，一所私立学校找我任教，一开口就是三千二，我好动心，老父亲说我就这点本事，用就用在家乡。1998年，我的工资涨到五百六，有种咸鱼翻身的感觉。后来，教师政策一路向好，终于我的卡里有了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