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在有1800个座位的重庆大剧院又一次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知己》。

    《知己》是老剧作家郭启宏十年前写的戏。写的是清朝康熙年间，江南举子吴兆骞被冤屈发配到中国东北一个叫宁古塔的地方，他的好友顾贞观为了搭救他，屈身到宰相明珠家当家教。顾多次面陈明珠，希望他能救下吴，从不饮酒的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喝下三大碗酒。许多人不理解顾的行为。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已”。后来，在明珠的帮助下，吴真的回到京城。

    如果戏到此为止，观众已经被顾对吴的知己情感动了，也未尝不可，但那就不是郭老师的力作了。郭老师让吴从宁古塔回来，让曾经清高自负的吴变成了一个势力小人，只会溜须拍马，这让顾非常伤心，离开了为了救吴而屈身的宰相府。众人在遣责吴的同时，对顾的无私知己情感动惋惜。

    戏写到这儿也可以结束，给观众留下一个好心没有好报的思考。可是郭老师是戏剧高手，他没有把戏停在这里，而是让顾贞观在听到别人责备吴兆骞时说：“我们都不能责备吴兆骞，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宁古塔。宁古塔可以把人变成畜牲，变成鹰犬。”戏到此，深刻了一层，人们更加明白：什么叫知己。

    我去过宁古塔，那个地方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就是靠近镜泊湖瀑布的地方，那个地方一直被称为中国的“北大荒”。

    提起北大荒，人们自然会想起1957年，中国把数以万计的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这两个事连在一起，我们就明白《知己》一戏的深刻内涵了。

    吴兆骞和顾贞观都是真人，是中国清朝知识分子的典型，戏一开始，这两个江南举子都表现出高傲不训的才华。可是，二十年过去了，顾贞观虽为救知己屈身官府，但依然清高自傲。而吴兆骞从宁古塔回来却对官府卑躬曲膝，不惜跪在地下给明珠摘鞋边的草籽儿。吴兆骞的变化告诉我们，环境可以改变人，强权可以让人卑鄙。吴兆骞在自责时说：“为了多喝半碗高粱米粥，我可以告发他人，为了能早点儿回来，我可以无中生有，陷害他人。我就是想活下来啊！”而顾贞观为了救吴兆骞，委曲在明珠家当家教，内心也十分痛苦。他悲愤地在书案上写下“偷生”二字。他在酒后声嘶力竭地大哭道：“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活着——”。

    1979年，中国给几十万右派平反，平反后有的右派当了高官，有的当了高官的右派对一些敢于说真话的人进行疯狂的打击，手段和他们当年被打击十分相似，这非常令人惊讶。有人说：“当初他的右派是划错了。”也有人指责，在北大荒，有的右派以揭发别人计好领导，为的是离开农田回到室内干活，少受点儿罪，甚至称他们是“右派里的犹大。”我曾经听当过右派的人说过：“腊月二十几了，气温在零下四十度，我们还在地里干活儿，晚上就睡在野地里，穿着棉袄棉裤，戴着皮帽口罩，盖着大棉被，夜里还是被冻醒，早晨起来，不能动头上盖着的被，因为盖在头的上被已经被哈气冻成一个冰壳，只能从脚底下钻出来。多少人，头一天睡下去，第二天就没起来，冻死了。”看过《知己》，我扪心自问：我们没去过北大荒，我们没有在零下四十度睡在野外，我们有什么资格责备为了活下来违心做事的右派？

    忍辱偷生，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理论上遣责，在现实中实践的一件尴尬事儿。

   《知己》把这件尴尬事演释得强烈震憾。

    这就是好戏。

    这个戏好，还要提一点就是冯远征的表演。他把一个江南才子的清高，坚忍，激情，冷静，演释得非常到位。

    当然，一出好戏，不能只有一个好演员，其它演员都好。

    我们不能不提到导演任鸣。任鸣是一个成熟的导演。他在解释这样的戏剧作品时说“这个戏是对知己的思考，是对于人性的反思，是对于人的复杂性的深刻表达。”

    好戏要多看，看了要思考。这就是看戏的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