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空前真实地报道了中国正在进行中的一场灾难。真正实现了新闻的科学定义——“对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报道”。有了电视，新闻才可以实现“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可是中国以前从来没有真正做到。

      媒体真实的最大社会效益就是谣言没有了市场。想想以前我们也发生过灾难，可是媒体不能及时报道灾难的真相，于是谣言四起，人心慌慌。这次对于汶川地震，媒体总是在第一时间公布有关震区的消息，造谣者实在无谣可造。媒体成熟是一个国家政治成熟的标志。

      在灾害中媒体报道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报忧不报喜”。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关心的是“忧”，“忧”才能聚集人们的眼光，“忧”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忧”才能激发人们的情绪，“忧”才能团结人们。当然“忧中之喜”也可以报，这东西不绝对。可是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媒体报道是救灾多么英勇，没有死伤数字，人民群众不得其要领，好象这个灾救不救均可，反正也没死人，英勇不英勇是不是也没什么必要。

      这一次汶川地震，中国媒体从对中央领导的行动的现场报道，到对三军指战员的英勇行为的报道，到每天滚动的死亡人数，到惨不忍暏的地震现场。这些都激发了中国极大的同情心和人性热血。如果没有媒体这种客观的报道，我们的抗震工作不会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成熟的媒体是团结一切力量的动力。

      可是这一次有的媒体有时也显得非常幼稚。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媒体整体上刚刚开始成熟，在成熟中还有幼稚的部分是可以原谅的，我们解析一下这些幼稚，我们会更加成熟。

      首先，有些媒体在捐助上过多地把镜头对着演艺界的名人。演艺界的名人名气大影响大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只有演艺界捐的这点儿钱是远远不能救灾区的。而且演艺界一些人平时是观众议论的焦点，喜欢什么样明星不喜欢什么样明星的人都有，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评论明星的表现，对于不喜欢的明星，他们捐钱多少都会引起一些不良议论，捐多了，有人说是逃税的钱，捐少了说他没良心。所以，对演艺界的宣传应该适可而止。要不一定适得其反。

      第二，一些媒体天天弄个捐款排行，越排越有人难受。因为在排行榜上只能有一个人是第一，只能有少数人排在前位。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排在后面的人，可能已经尽了自己很大的力了，可是人的能力有大小，不能说排在后面的人就没有排在前面的人有爱心。捐多捐少都是一颗心，不可能人人都捐李嘉诚那么多，一个民工捐一千元，和李嘉诚捐一千万元相比，做为个人，民工付出的更大，对吗？

      第三，报道一些哗众取宠的新闻。有一篇报道，说一个老头儿，在唐山地震中在井下活了十天没死，这回地震，他在汶川又没死，还说他一生中十二次大难都没死。其实他自己描述的的唐山地震的情况漏洞面出，比如他说他清楚地记得他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号晚上九点多钟开完会下矿视察，大家知道，唐山地震是七月二十八号零晨四点多，他二十八号晚上是不可能下矿的，那时唐山已经是满目狼籍。就算他记错日子了，他是二十七号晚上九点多下的矿，他也不可能在矿里视察到第二天零晨四点，这个牛逼吹得太大了，记者听不出来吗？其实就算他在唐山地震中活了，这回又活了，他十二次都没死，这事儿报道出来有什么意义吗？记者为什么不问问他，你在唐山地震中十天没死，和你一起视察的同志们哪？你为什么没有救他们呢？你是不是把他们都吃了才活了十天？这回你又没死，你救出来几个人？你活了就办了一件事就是和记者吹牛逼吗？这一问他就原形必露了，还用得着写这种让世人笑掉大牙的报道吗？

      第四，报道一些不着边的没有意义的决定。比如，一个地方的文物局说要在新建城市中建一座哭墙。这个文物局可能有人可能说这种话了。记者你不问问他，在一座新城市中建一座哭墙这种关系到重要新建规划的决定，你一个小小的文物局说了算吗？有决定权吗？哭墙属于文物保护范围归文物局建吗？规划局同意了吗？这位记者只要动一点儿脑子就不会报这种不着边际的新闻。可惜这位记者太没有头脑，马上报道出来，以为抢了一个新闻，结果是和文物局这位二儿一起被人耻笑。

      我们的媒体总体上成熟了。我们要珍惜这种成熟。他是我们国家成熟，民族成熟的标志，当然一个成熟的群体中免不了还有几个二儿，要不教育他们尽快成熟，要不劝他们改行。

      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