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兆文

有时认识一个人，第一印象记得最深。1988年初夏，在烟台图书创作中心，当我见到华声报社副社长周秉德同志那一瞬，就立刻被她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风范所吸引。我的一句“周社长您好”刚脱口而出，就被她纠正了过来。“叫我秉德，或者老周都行”，“以后可不许这么叫了，我就是一个老百姓”。看到她诚恳的样子，我觉得不像是做秀，倒像是习以为常，发自肺腑。

这次与周社长认识纯属偶然。当时，我在市侨办秘书科负责文字工作，老科长衣秀甲同志告诉我，华声报社要在烟台召开一次全国通讯员座谈会，让我协助并负责接待。

《华声报》是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一家面向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以民间身份出现的官方报纸，正厅级单位，这么说来，她也是厅局级干部了。

你还别说，“老周”这人还真不张扬，我知道她身份也是她同事说的，而且一接触就颠覆了我对领导干部的认知。

仍记得当时她坐在宾馆会议室主席台上的样子：仪态端庄，穿着朴素，一件小花格上衣配一件褐色的裙子，不娇不艳，很是得体。她讲话娓娓而谈，分贝不高不低，直来直去，让人听了非常舒服。中午吃饭，报社办公室主任刘国龙和通联部主任陈典同志有时直呼其名有时叫她老周，她都微笑着答应，可我还是不适应，毕竟那时她也50多岁了，我才20出头，怎么好意思呢？到了晚上，听北京来的记者朋友侃大山，我才知道，她是周总理的侄女，但我怎么看都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阿姨，一位沉稳干练的干部，和同事说话亲密无间，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名人范。上世纪80年代末，在烟台开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火车硬卧票不好买，这也是她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我就想方设法积极联系，基本满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人员的需要，整个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这无形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于是我们便熟了起来，有时我称她周阿姨，她叫我小邓，很是亲切。

会议结束时，她走过来以商量的囗吻对我说：“小邓，如果你有时间，陪我到烟台大学看个亲戚好吗？”我马上安排好行程，陪她去了烟台大学法学院，见到了她的小姑子——沈钧儒先生的孙女。此时，我才明白，她不仅是周总理的侄女，还是沈钧儒先生的长孙媳，她的小姑子沈教授从北京大学来烟台助教已经好几年了，二人一直没有见面。她们也没拿我当外人，家长里短地说了一会儿话。我提议晚上一起吃个饭，她说：“好意我心领了，但在我们这个家庭是绝不允许的”，并善意提醒我，不能搞特殊，要严格遵守就餐纪律。

第二次再见她，已是在北京了。组织上安排我到国务院侨办侨务干校参加第六期全国侨务干部培训班学习。中间，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新社和华声报社。那天在走廊上，她一眼认出了我，立刻过来握着我的手嘘寒问暖，就像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亲切，报社同事和她照面，都是“老周”或者“秉德”地叫着。此时，我才知她所言不虚，她真的就像她说的那样，就是一位平民，一介布衣，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或许烟台是我国北方著名侨乡的缘故，也或许烟台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1990年春天，华声报社的社长周倜、副总编辑杨匡满先生以及许多记者纷纷来烟台采访报道，在他们的行列中，我又见到了周秉德同志，所不同的是，她带着同事要去长岛采访。那时的长岛虽然对外不开放，但侨务工作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搞得有声有色，颇有规模和档次的徐园宾馆就是那时旅日侨胞投资建的。进岛后，县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隋联壮、县侨办主任王先君等同志除了介绍情况，还把“家底”抖了出来：如果遇上大风，有时三天出不了岛。这是实情，我们总不能欺骗领导和耽误了他们的行程。可谁成想，进岛的当夜风就刮了起来，虽然采访活动已近尾声，但月牙湾、九丈崖等景点一个还没去，而且他们都是第一次来的，就这么让客人离开，从感情上说不过去，于是我们就反复做她的工作，但都被她婉言谢绝。第二天凌晨三点，她早早起来，挨个敲同事房间的门，我的差事就这样被她抢去了，现在想起来，那咚咚的敲门声仿佛还在作响。趁着大风未起，我们搭了一艘海军的登陆艇匆匆赶了出来，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一大批反映长岛和烟台乡情以及改革开放的稿件就在报上刊登出来。事后，据报社一起来的同志讲，周社长那几天还真的没什么要紧事，不给地方添麻烦，是她一贯的工作作风和做人的准则。

最后一次再见周社长，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1991年夏天，华声报社在哈尔滨的阿城市召开一次全国通联会议，我与同单位的一位领导参加。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捷，从烟台坐船，然后在大连换乘绿皮火车，需要十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本来，会务组说好在哈尔滨有接站的，可谁知由于火车晚点，造成了一点小误会，我们只好打的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去哈尔滨，人生地不熟，的哥很热情，一开口就过来好几个自称山东老乡的，我们选了其中一个原籍平度的司机，说好走高速，票价50元。谁料想，车程不到一半却拐上了小路，并接上了另一位小伙子，最后又在距目的地大约五公里远的一块玉米地停了下来，还好看在老乡面上没其它“动作”，只是让我多付了一倍的车费。等我们到了宾馆，晚饭已过，周社长听说这事马上赶了过来，给我们压惊，完全不像一位领导干部，就像邻家大姐、阿姨。在阿城的两天时间里，她与我们一起座谈讨论，到住地附近挖蘑菇，爬山，野炊，品尝当地的小吃，与大家完全融合在一起。

1995年以后，由于工作调动，我离开了侨务部门，而她也调任中新社副社长，我们再没见面，也没留下联系方式（当时没呼机手机），只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在新闻媒体上经常还能见到她的消息。知道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以“不忘初心，学习恩来”为主题的读书会和许多公益慈善活动，还在70岁那年，组织二三十位开国元勋的后代完成了“重走长征路”的壮举，但她做人还是那么低调，穿着还是那么朴素，说话还是那么谦虚，对未来还是那么自信。我想，这与她在周总理身边生活了长达15年的时间，耳濡目染伟人的言行和教诲不无关系，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人优秀品德的养成需要毕生的修行和努力，绝非一日之功。曾记得她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们周家兄妹中，没有人当大官，没有人经商挣大钱，没有小车，没有大宅子，我们就是平民老百姓”。的确，在我有幸与她认识的几年时间里，她给人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更没有名人自带光环的那种优越感，她有的许多人没有，而这正是她最富有最靓丽的地方。

我也通过一些渠道，尽力多了解她的一些生活情况，知道她今年85岁了，身体依然健康，精神矍铄，心里非常高兴。如果将来有机会再见面，我仍然想叫她一声阿姨，因为这样做才符合她的本意，也是对她最大的尊重，就像她自己说的，她就是一位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作者简介：

邓兆文，公务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烟台市散文学会理事、《烟台散文微刊》副主编，烟台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