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从观测天象中描述宇宙图景，《易经》描述的宇宙图景与天文学类似，几种天文学说是否建立在《易经》上难以考证，《易经》肯定建立在天文学的基础上，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通过实践、思考和感悟，发现了天地人和谐发展的规律。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描述宇宙图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形而上的造化之本，二是形而下，天道造化之后的万事万物，看得见摸得着，万事万物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功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跟天圆地方的说法一致，都在描述宇宙生成。

北宋五大儒熟读《易经》，宋明之后的理学家也都熟悉《易经》，濂溪先生开理学风气之先，有著名的《太极图说》，非常系统地说明了整个宇宙演化过程，先人没有我们想象那么愚昧，他们的学问和实践建立在易学的宇宙论上。

医家从自然视野看生命，元精、元气、天真、天癸、天一生水都在说明生命之本，传统文化许多概念难以廓清，源于形而上的混沌模糊，本来难以廓清，天地造化之本，看不见摸不着，只有用各种方式尽量描述。

元说最初，天说来源，精气说状态，真为宇宙最真实最根本的性质，为人最真实最纯粹的本性，古代称呼有成就的道士叫真人，明白天道回归天真的人。

《庄子·大宗师》描述“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

从天人之际来看真人，“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管人喜欢不喜欢，不管人认为合一还是不合一，天地规律不变，天和人自然相合。

认为天和人合一的与自然同类，认为自然和人不合一的与人同类，认为天和人不相对立的为真人，形而上与形而下相待相成，天人之际本不分，混沌的状态，不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那么截然分开。

本来难以描述，描述的时候，还有格局的区分，同一个词语，有的描述道德造化之源，有的描述天文地象，有的描述具体的万事万物，有的描述社会人事，有层次的区分，一个格局有不同层次，不用层次不同的描述，有角度的区分，即使格局和层次相同，参照物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时空不同都会有不同的描述。

同一个事物，各个格局各个层次各个角度描绘出来的总体特征才接近是事物本来面目，这是传统思维方式不同于今最显著的特征。

我们拿一个碗作例子，如果这个碗用来吃饭，碗的意义就明确下来，不过，碗的功能不一定是盛饭，可以用来喝水，可以用来放油，可以用来贮存东西，这时，这个碗不能叫做饭碗，只是一个能够盛东西的器皿。

我们会看到，越精确的功用，描述的精确度越高，当我们认定这件东西一定如何的时候已经给这件东西画了一个圈，盛饭的碗不能用来喝水，不能用来放油，更加不能用来装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盛饭用，认定的人会以为不对，指责的时候还理直气壮。

如果我们只是把碗看作盛东西的器皿，精确性降低了，“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谓之神”，无极而太极，静极生动，一动有无限的可能性，事物发展也有无限可能性，模糊混沌不可测更接近本源状态，动极生静，太极生两仪，万事万物慢慢才发展成万事万物各自的特点。

道生万物变化莫测的特性叫“易”，易是变化之意，《易经》说：“易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跟道、无极都是本源的表达，《易经》更强调变化不测。

道具备所有事物的共同特点，如果具备所有的特点也就接近了宇宙本来面目，强调某一个特点精确描述谋一个特征就好像强调碗的某一个功用，离开本来会越来越远。

传统文化工于术而致于道，在形而上的用力更甚，经典的书写和传承本来就难，现在每天打字几千几万字，古人可能一年就那么几十几百字，深思熟虑，言简意赅，一字传神，形之文字留在典籍里的都是一辈子最精华的东西，细枝末节的东西少之又少，没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精神很难说真正吃透。

我们读的时候往往有三个大问题，一是看到最精华的东西无可适从，看到形而上的探索认为空洞无物，道德本来空无一物，用人事的经验和功利需求来理解往往不知所云。

二是看到最精华的东西变成自己头脑的东西，把概念当实践，把了解当理解，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真体会真懂得的学问。

三是用非此即彼的两元思维来看事物，好人还是坏人，黑色还是白色，对的还是错的，我们从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想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错误，大家总要选择一条路并为之承担后果，开车时遇到路人横过马路，司机要决定继续开还是煞车，大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可以通过非此即彼的投票达成共识。

二元思维的可怕之处是简单化之后失去其他可能性，有可能走向极端，更大的悲剧是，人本来是最丰满的生命，习惯了二元化也意味着固化和物化，人不再丰盈，人不再饱满。

一阴一阳，阴阳不测，古人思维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难在理上的知常达变，难在事上的通权达变，格局有正有变，层次有正有变，角度有正有变，正是常规，变是偏胜，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又说“能使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能给人规矩，又能使人巧，这是深造自得的难处。

《庄子》中有一则寓言：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混沌是道的一种状态，执着明确和定义则会失去最根本最自然的真实，如果失去自然，扭曲真实，意味着死亡的开始。

西方文化追求精确性，能给人以规矩，按法办事，饭碗就是饭碗，水杯就是水杯，储藏罐就是储藏罐，不幸的是，事物越精确功用越局限，越局限排他性越强，容易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随着事物发展越来越繁杂，这种系统性矛盾越来越大，成于精确败也精确，非常容易发生系统性崩溃。

为了防止系统崩溃，一边建立各种体系，一边忙着给产生的问题打补丁，严重的时候用一个系统代替另一个系统。

西方许多哲学家最终疯掉或者傻掉，源于这种精确性带来的身心分离和言行不一，源于这种精确性带来的系统奔溃，非此即彼，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物质奔溃可以重建，生命崩溃就可能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中国没有哲学却有智慧之学，站在源头和整体上看问题，内方外圆，圆中有方，方中有圆；阴阳合德，统中有分，分中有统。

夫子说君子不器，器有确定的功用，人一旦被局限在某一种技能或者拘束在某一种限制，这个人就确定了，然而人天性本自圆满，可参赞天地之变化，人不是器，不器之人，生命境界可以不断升华，夫子“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不器。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琏瑚也。”

夫子又说可以器，评价子贡可以成为琏瑚一样的人物，琏瑚是古代用来盛装粟黍的食器，用来做祭祀中的重要礼器。

夫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擅长各种技艺成为各种器，器与不器两种说法从阴阳合德上根本不矛盾，能给人规矩，也能给人灵巧。

站在社会层面，人生在世，要谋生，或是职业和兴趣所需，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成为器，本所应当本所应为之事，不器重在提升人生境界，人不能只是局限在器上变成匠，世界很大，人可以走得远，远到无穷无尽，人可以跳的更高，高到无边无际。

两者并不冲突，现实生活与有无限的潜力重合在一起，夫子不仅教授上古经典，还教授六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艺相辅相成才是真实的夫子，下学而上达，生活就是君子之道，人道当中自然有天道。

夫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虽然罕言性与天道，性与天道却包含在所传所授的技艺中，君子之道，道德是智慧，知识是工具，不执着于知见，不执着于工具，不急于定义自己，不急着变成器皿，性与天道自能通达。

成器在于不器，生活不离本真，传统文化是归一的路，兼容性强，但并不是说没有精确性，既可以看到碗的共同性有区分碗的各种功用，只是当探索接近形而上的时候，回归道德，再去明确各种功用已经意义不大。

现代穿越到古代的小说很多，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变迁，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相差很大，穿越的人真能与古人一起生活吗？真能用现代人的习惯和方式来看古人吗？

如果真有穿越，估计是现代人看外星人一样的结局，一个个成为器不是东西的东西，如果真有穿越，估计是识字的文盲，连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不如，看待问题的眼光和角度凝滞呆板，没有生命的跳跃，没有精神的饱满。

如果我们用文化来看，我们已经越来越疏远我们的文明，越来越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想如何活，我们不知道古人说什么古人写什么，经常用自以为是的目光打量古人，用自己偏狭的视野理解古人。

晚唐诗人司空图作了一首七言绝句《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前两句描写外寇趁唐朝内乱而攻占河湟地区的悲催场景，后两句抒发感伤的情怀，如今汉家儿童都说胡人话，反过头来向着城头骂汉人，南宋诗人陆游干脆写道：“东都儿童作胡语，常时思此气生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