颛顼帝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黎司管天文地理，又掌管祭祀礼仪和文化教育，职事不限于观天测地，还有指引社会发展的职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领悟大道的一群人。

这群人在后世分化成了巫官、卜官、史官和医官等，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往往通过家族内部传承学问。

太史公回顾家族历史时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从司马家族不同时代任职看到这群人的不断变化，颛顼帝开始，唐虞夏商，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到了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在周朝世代任史官，管理周史。

商朝是绝地天通之后最有神秘色彩的朝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朝重祭祀，巫官负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国家两件大事；殷人尊崇神灵，设置卜官，盛行占卜来领会天意，凡事大到祭祀、征伐，小到疾病、生育都要问卜，卜官将将占卜的过程和内容事项刻在甲骨上，这就是甲骨文。

占和卜虽占重要地位，但只是重大决策的一种参考，国君、卿士和百姓才是决策的主体。

周武王灭商，封商朝后裔于宋国，墨子是宋人，是诸子中最有尊神色彩的一位，墨子《天志》和《明鬼》篇论说天道不虚鬼神实有。在墨子眼中，上天好像家长，有形有象有自己的喜恶，“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上天喜欢义而不喜欢不义；“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上天爱护天下大众，不喜欢人与人互相残杀。

在墨子眼中，上天有赏罚的权威，“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子在上天那里也一视同仁，“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明鬼》只有下篇，墨子态度非常明确，世上有鬼神的存在，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天下失道因为大家不信鬼神，颇有宗教家的味道。

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墨子虽然相信有天命有鬼神却否定命定论，天道能影响人约束人，事情的好坏却决定于人力，人力指的是顺应天道而行事，“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相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天意改变自身命运。

商朝有甲骨文，还有后裔墨子的言论，大致能看到殷人的天人观，夏朝没有文字留存，典籍资料也不足，《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做法跟商朝不同，尊天命，相信鬼神存在却敬而远之。

到了周朝，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朝跟夏朝一样，对鬼神敬而远之，不同的是，夏代尊崇天命，周代尊崇礼法，“皇天为亲，唯德是辅”，以人文德治为主。

《诗经·周颂》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天命有常，有德者居之，天命和人的德行联系在一起，文王有德，因应天道而有周。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种趋势，绝地天通后，天人分际，天、地与人相分，各行其道，各安其位，管子以民为天，墨子信天命鬼神但非常强调人力，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子思子、孟子以性言天，荀子极力强调天人之分……大都彰显道德人文精神。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我们熟悉的话，不信鬼神信苍生，天人分际影响后人几千年，即使宗教兴起，同样受这种天人分际约束和影响，估计这是我们历史上没有发生大规模宗教战争的根本原因。

如《朱子治家格言》说，“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天人分际下，从现实着眼，从人文入手，以一个人具体的伦常德行看一个人的天命，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不然的话，有各种意想不到的灾殃。

争论比较大的是什么是德？从天道上论，“德”与“得”相通，深谙天道为德，能因应天地变化行天道而有天命。《素书》解释道德：“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德为人遵天道而有得，让人人各尽其能，让物物各得其所。

太史公在《儒林列传》记载辕固生和黄生争论的一段话说得更明白：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在辕固生看来，大众安居乐业，各安其位，天下归心就是天命。《孟子·离娄上》有过同样的叙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民心即是天心，民意即是天意，民命即是天命，“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仁是天道生生的人文表达，对于天子而言，天命是天下百姓的意愿，对于诸侯、卿大夫和士来说，天命是职事内所有大众的意愿，只有顺民心合民意才有相应的德，欺骗民意罔顾民心则无天命可言。

在孟子这里是这样，在管子那里也是这样。

齐恒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日：“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管仲也说得非常明白，告诫齐恒公王者应以民为天，天是民心民意，不是抬头看见的天地之天。

夫子跟墨子一样是宋国人，有殷人的传统，跟墨子不一样的是，夫子主张不谈论鬼神，“子不语怪、力、怪、神”，敬而远之，敬不一定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而是转向人文现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夫子把目光转向了人间，认为人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做好眼前的人事，而不应该谈论看不见摸不着没有现实意义的鬼神。

在夫子看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有联系也有区别，“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文化以夏朝商朝为根据而制定，文德盛明，倡导周朝敬鬼神而远之“尊礼尚施”的文化。

这样看，夫子不是食古不化刻板僵化的人，克己复礼为仁恢复的是天道精神，而不是简单复制具体的制度礼仪，在古代的语境，这种精神叫天命。

周游列国的时候，夫子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桓魋是宋景公的宠信，飞扬跋扈，想要杀他，师徒刚好在一棵大树下习礼，见势不好，连忙逃走，半路上，有弟子见老师神色从容，劝他逃得快一些，夫子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这句话听起来何其自信，何其勇敢，还有一次，夫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因为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曾受到阳虎残杀非常痛恨他，匡人误以为夫子就是阳虎，围困他，夫子感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

夫子的话，有种天命在身的自强自信，还有舍我其谁的文化自觉和为民请命当仁不让的历史承担，这种自觉和承担在古代的语境叫天命，夫子信天命并自觉承担这种天命。

对这种文化自觉和历史承担，夫子表现出敬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之言，还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不是消极的话，天命赋予有德行的人，命运在自己手中，人只要顺着天道做好人道的事，生死于斯，富贵于斯，自然而然，天命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