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义”出自《孟子》，集义到底是什么，历来争议很大，各家钩玄提要，各有各的体会，各有各的说法，如朱子所言，“此最难说”。

从字面理解，集是收集、积累，义是正义、道义，集义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循序渐进积累道义自然而然达到明天命知天性的理想状态。

《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天性与天命， 一种事物不同角度的表达，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修身以“事天”，天人合一的过程。

这个过程，用孟子的话，“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孟子·公孙丑上》有关于集义的相关内容，公孙丑向孟子请教，如果在齐国当政，成就功业，大则成王业，小则成霸业，功成名就的时候会不会动心。

问题单刀直入，齐宣王重用孟子在公孙丑看来好像不是一件遥远的事，孟子接过话，直接说，真的如此也不改初衷，他四十岁之后就不再动心了。

初衷是什么？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之中，读《孟子》，这样的志向和气概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什么是真正的不动心，孟子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有个叫北宫黝的勇士，练习武艺的时候，拿刀子扎他，半步都不退，一拳打眼，眼珠子眨都不眨一下，如果有一点点羞辱他，就好像在大庭广众被别人羞辱一样，既不能忍受普通人的侮辱，也不能忍受大人物的侮辱，把刺杀大人物看成刺杀普通人一样，对各国的君主毫不畏惧，挨了骂肯定回击。

第二个例子，孟施舍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跟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一样，这种勇气敢于亮剑，明知不敌，也要应对挑战，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第三个例子，曾子的不动心，孟子说孟施舍的方法像曾子，北宫黝的方法像子夏，相比之下，孟施舍的方法平易可行。曾子曾经对他的学生子襄说过，孔子在养勇方面非常有心得，面对对手时，反躬自问，如果自己理亏，正义不在我，对方是个卑贱的人也不要吓唬他，反躬自问，如果道理在我，正义在身，对方就算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原话非常有气势：“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论语》也有类似的话。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人都有道义之心，见利不忘义才是为人最可贵的地方。

孟子的答案就在平易的言谈中，孟施舍养的勇气只是保持一股无所畏惧的盛气罢了，不如曾子理直气壮这样简单易行。

估计公孙丑听得云里雾里，有点混淆孟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告子说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孟子认为后面一句对，前面一句不对，因为一个人志向是主帅，是一个人脊梁骨，一个人的志向会影响身体，志向到了那里，志气也会到哪里，所以“持其志，无暴其气”，真正的修养从内心开始，真正的端倪从养志开始。

《传习录》记载了阳明先生的看法。

尚谦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薛侃问孟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什么同。

阳明先生回答，告子是强行让心不动，孟子是存心养性自然而然做到不动心。心之本体原本不动，心之本体就是性，性就是天理。性原本不动，理原本不动。存心养性就可以恢复心之本体。

阳明先生与南宋象山先生一脉相承，象山先生主张“心即理也”，心与理完全合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为学以“发明本心”、“反躬自得”为主旨，阳明先生大力提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用良知浑然之心贯通人天。

二程夫子讲穷理，主张读书明理应事，格物致知积淀学养，提倡“主敬立其本，穷理进其知”，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走法，普适性强。

横渠先生则以气一元论阐发天人之学，讲究养气，船山先生评价“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象山和阳明两位先生自成一格，在其社会环境里提出自己的思路，从本意上说，先秦诸子没有太强调心。

好像天高地廓没有必要强调环保，心里澄明是合于天道的自然状态，如果到了要环保的节点估计是看不见天的的时候。

在先秦的表述中，自然而然能看到天清地明，用天、性、易、阴阳这样平易的文字甚至用卦象来描述本体更多一点。

对于先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常态 ，找到一种脚踏实地的方法如何做到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无论是主理，主气还是主心，有不同说法，彼此之间也有争论，从实际用功角度来看，都是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下用功，强调身体力行，着重循序渐进，只是每个人入手的路径不同，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彼此说法也就不同。

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有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倘若从同源的角度看，只是彼此之间的交流探讨，大家都有合理的地方也都有可取的地方。不过，到了末流不足以论，理学末流变成支离虚伪，心学末流则是狂妄不经，如果气学流行，末流变成气功大师满街走也不无可能。

我们的文化并不那么霸道，还不到意见不合就动手打架的地步，求同存异，各师各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既然“志至焉，气次焉”，又说“持其志，无暴其气”，保持志气专一，不要使气乱跑，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的解释，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志至焉，气次焉”是一方面，“持其志，无暴其气”是另一方面，一个刚开始学习的人只有“志一才动气，气一才动志”，言行举止专注于自己努力的方向，久则增气，久而久之影响到自己志向，就好像跌倒和奔跑，只是专注于某一方面的举动，但也会影响到心理状态。

就正和养志是重中之重，没有志向谈不上看到天清地明，没有浩然正气，谈不上学达性天。

先是立志，孟子说的“不动心”跟孔子“四十而不惑”有直接的联系。

孔子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十五岁开始学习 ，学了将近十五年才真正有所立，立下为大众的方向和事业，但还有疑惑，之后的十年是不断解惑坚定志向的过程，到了四十岁才才不惑，也就是四十岁的时候才真正做到了不动心，再也不会被外界诱惑所动，志向已定，志气已稳。

这样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是踏踏实实的功夫，有个大体的境界和准则，不惑或不动心是修养过程中的一站，一种现实的人格素养和人生境界，在现实世界中向自己的志向努力，保持自己的操守，修炼自己的心志。

这样看不动心，也没有太多远在天边的话，就是不忘初衷然后做到一如既往坚如磐石。

这是真正的勇士，多少人在中途迷失？ 多少人半途而废？多少人途上变节？

这样看，“养勇”是“不动心”的一个呈现，辨志不清，立志不坚，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立场容易受他人他事左右，很难坚持自己初衷。

养勇中，孟子列举了北宫黝、孟施舍和曾子三个实例来具体阐述，北宫黝和孟施舍的“不动心”之道即是“养勇”，两个人都做到了面对任何对手任何情况都一往无前，也称得上是不动心。

北宫黝的不动心，“恶声至，必反之”，不怕外敌，内心无所畏惧，这种勇气偏向于建立在个人不被侵犯上，勇气的增加会损害道德和正义，“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不过，没有道德的约束，善良的百姓也可以是勇气的对象。

孟施舍的不动心，体现在两军对阵时能视有若无，战争有有正义非正义之分，正义的战争以德服人，用力阻止或惩治邪恶残暴的行为，，非正义的战争成为利用暴力伤害和毁灭他人权利的工具。

曾子做到了自反，“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

孟子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是天性，反者返回天性，自反的功夫不仅在于三省吾身，还在于做事，“养心莫善于寡欲”，回归天性。

曾子的守约在反上，孟子说，这是守约，约的内容跟孔子“博文约礼”之约相关，“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所受之约，是约之以礼的礼，礼者理也，天地之理在人伦的规矩。

曾子能约之以礼，返身循道而行，比孟施舍的养勇更胜一筹，约到极处，接近于孔夫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之一，《尚书》的“惟精惟一”。

孟子曰“守约而施博”，《中庸》则曰：“致广大而尽精微”，约者，一也，“守约”就是“守一”或“守中”。

只是单纯的“守气”不会是浩然之气，还可能一股戾气，不是丈夫之勇，还可能是匹夫之勇，这是孟子肯定曾子的原因，“养勇”离不开对“义”的坚持，不动心离不开道德的修养。

在这个基础上，孟子进一步论述什么叫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难言也”，难以言说，难以明白，只能勉强去形容，只有真正吃到苹果才真正体会苹果的味道，确实有修身功夫，体会到“浩然之气”，如孟子所说：“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所说的气不是空气，也不是呼吸之气，是天地之正气，跟道家所说的先天之气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强调的重点入手的方法不同。

孟子注重反省内求，从当时大多数人可以操作可以实践的言行上加强内心的修养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道家注重剥落社会对人的束缚，“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悟通宇宙规律，掌握天地变化，讲究顺其自然，不以自己的意志行事。

孟子说的浩然正气，在心中，也在天地中，心静下来，凛然正气跟天地自然同气相求，同源同根，在孟子看来，告子还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把正气看成了心外之物。

如此浩荡的天地正气，自然不是天天故意用鼻子呼气吸气所得，不是天天在身体找气感能找到，而是“直养而无害”，顶天立地身体力行积累而生，也不是三心两意零敲碎打就能养成，修身处世只要有一件有愧于心，这种气就会疲软。

养气的方法也没有什么玄奥，要“心有事焉”，始终朝着正心正念的方向走，时时刻刻挂着，但也不能违背规律帮助成长，像宋国人一样，想让庄稼长快一点，就是揠苗助长了。

揠苗助长的故事小学生课文就出现了，原文的意思是养浩然之气不要违背规律，不要以为养正气没有益处就放弃不干，也不要以为养正气非常有益处就帮助他生长成为拔苗的人，这种助长行为，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伤害。

这种精神跟《大学》的精神一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不思进取不可取，一步登天更加不可取。

朱子将“集义”释为“积善”，有更多的社会色彩，集义就正，浩然正气本来具足，可养而不可得。养，除了善养“人之初，性本善”的天性，还在平日之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达到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这种浩然正气有一种大丈夫气概，孟子曾把这种状态具体描述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的浩然正气继承了曾子的守约，超越了富贵、贫贱，超越了名和利，成为内心不可动摇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