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传统，在《春秋公羊传》叫大复仇，推举报国仇、雪国耻，先人的荣辱即今人的荣辱，现在的人不要忘记过去的家仇国恨，承担复仇的责任和义务。

同样是报仇雪耻，一种报的是国仇，雪的是国耻，一种报的是私仇，雪的是私耻，事情一样，出发点大不相同。

君父之仇必报，隐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传》：“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

“臣不讨贼非臣，子不复仇非子”，隐公被弑书薨不书葬，这是因为鲁国臣子未能为君复仇，臣子不为君父复仇失去了作为臣子的资格。

庄公四年“公及齐人狩于郜”，《公羊传》：“公曷为与微者狩？齐侯也。齐侯则其称人何？讳与仇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讥于仇者将壹讥而已。故择其重者而讥焉，莫重乎其与仇狩也。于仇者则曷为将壹讥而已？仇者无时焉可与通，通则为大讥，不可胜讥，故将壹讥而已，其馀从同同。”

鲁庄公与齐襄公一起狩猎，齐襄公被记成了齐人，好像是一个地位低微的人，鲁庄公的父亲鲁桓公被齐襄公杀害，齐襄公是鲁庄公的杀父仇人，庄公不仅不报杀父之仇，居然还与仇人狩猎。

《公羊传》的解释，与仇人根本不能这样交往，而鲁庄公多次与齐襄公交往，《公羊传》严加讥斥，没有比跟仇人一起狩猎更为恶劣的了。

还有一件时常被非议的事，中国人喜欢旧事重提，念念不忘以前的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复仇可以百世复仇，念念不忘家仇国恨是一种传统。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春秋时期，纪侯向周夷王进谗言，夷王三年，齐侯被周夷王活活烹杀。齐人哀之，谥为哀公，自哀公开始，传九世到齐襄公，齐襄公出兵灭纪国，为齐哀公报仇。齐襄公是齐桓公的兄长，春秋三传对此事曾有争议，因为当时的风俗是，家仇只论五世，公羊传认为国仇不受世代限制，无论多少世，勿忘国耻。

《公羊传》复仇论中最为特异之处就是主张臣可向君复仇，定公四年，《公羊传》：“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

亲有罪被诛杀，臣子是不能寻仇的，但如果父亲无罪受诛杀，其子作为臣子是可以向君主复仇的，并以此支持伍子胥向楚王报杀父之仇。

“君臣以义合”，这是先儒的理念，不是后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儒家强调君臣各有义务，相互尊重才可以维持下去，夫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样的说法，估计现在的领导也不太喜欢。

孟子不被后世君主喜欢也是因为讲了太多君臣有义，道义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臣子事君是以君主讲道义为前提，君臣关系基于义之上，如果君不讲道义，臣子可以选择弃君而去，甚至奋起反抗。

《孟子·离娄下》说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从孟子对梁惠王的态度也可见一般。

庄公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羁出奔陈”，《公羊传》：“曹羁者何？曹大夫也。曹无大夫，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曹羁？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

曹羁对曹伯劝谏了三次，曹伯不听，于是弃君而去，曹羁已经仁至义尽，尽到了做臣子的责任，《礼记·曲礼下》说：“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更进一步，君臣关系以义相合，能相合也可以解除。君不义，臣子可以进谏，君大不义，君臣关系解除了，臣子可向君寻仇。

君无罪而杀臣，那是无道昏君，杀这样的无道昏君，不仅不算弑君，甚至是为民除害，意味着赋予了臣子在某种情况下合法弑君的权利，《梁惠王》下篇说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曲礼上》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由此可见，《公羊传》肯定大复仇，先秦儒家对复仇所持的态度基本一致。

有关大复仇，还有两条原则，一是“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子复仇，推刃之道也”，父亲之罪不可杀，子可以复仇，父亲负罪当杀，罪有应得，子不可复仇，如果复仇等于是自杀；二是“复仇不除害”，报仇只是在仇主，不波及仇主子孙有可能成为危害自己的人，反对斩草除根的过分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