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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5 08:19:32)| 分类： 文学理论与批评 |
高晓声研究的新突破
已刊《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6期
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开掘
王彬彬眼光独特，有敏锐的洞察力，能跳出俗套，独辟蹊径，别出新意。如《高晓声：用算盘写作的作家》一文，他以独特的慧眼瞄准高晓声小说里的“算盘”，从高晓声小说中农民的算账心理入手，分析高晓声小说特有的叙述方式，视角极其别致，且富新意。有论者认为：“《高晓声：用算盘写作的作家》，实乃一篇奇文。一看见这个题目，就知道我要读到一篇好文章了，读后的感觉比预期更好。这是典型的王彬彬式的文章视角、文章题目，也只有王彬彬才能发现这么“毒眼”的视角，这么幽默的题目，试想，偌大文坛，谁会这样写文章？唯有王彬彬。”[1]
众所周知，高晓声是以书写农村题材而驰名文坛，以善于描写农民心理而为广大读者所喜欢。王彬彬从“算账”切入，可谓独具只眼。高晓声的小说中人物，“总在算账、总在算细账、总在算小账，可谓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惯常的心理活动。贫穷，这是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生活状态。这使得精打细算，成为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一种精神特征。”“在高晓声小说中，总有一把小算盘在响着。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高晓声是一个用算盘写作的作家。”[2]7紧随王彬彬的脚步，我们不妨进入到高晓声的小说里探探究竟。
《陈奂生上城》开头便为读者做了一笔清晰的账，主人公陈奂生悠悠地进城卖油条，旅行包里装满了油绳，“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十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3]273这是一笔关于陈奂生的“预算账”。陈奂生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买一顶帽子。到了县城，通过陈奂生对火车班次及旅客需求、旅客高峰期的丰富经验，不断地打着经验算盘，如何能够尽快卖掉油绳。陈奂生晕倒被吴书记所救，陈奂生算着和吴书记的“交情账”：“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3]279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一个真正的农民的心理。
王彬彬通过高晓声小说对农民心理的精细描写，评论道：“这是一顿饭与一斤块块糖之间的换算了。历代农民，在生活中常常要以物易物，换算也就成为了农民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不善换算的人，是难免要经常吃亏的。”[2]10后面还描写了陈奂生第二天结账，发现竟然要五元钱。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公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这种不厌其烦地“算账”，读者读了，不觉得繁琐，倒不禁会心一笑。王彬彬说：“在这种有条有理的换算中，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陈奂生鲜明起来、丰富起来、光彩起来。”[2]11
由此看来，高晓声的小说，主人公确实在算着账，清晰的、模糊的、精确的、复杂的等各种各样的账。“高晓声那些特别著名的小说，那些最为优秀的小说，往往通篇都在算账。算账，甚至成了小说的一种结构性因素。”[2]9“读高晓声的小说，时时会与账目相遇。高晓声小说的叙述者，常让人觉得像是一个乡村会计，总在以算账的方式向读者说明着各种因由、恩怨。高晓声时常以算账的方式引出话题，又以算账的方式推动情节发展，还以算账的方式让故事达到高潮。尤其他的那些较好的小说，总在‘摆账目，讲道理’。”[2]11-12
王彬彬不愧是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他不仅抓住了高晓声小说的叙述特色：算账，而且，还发现这种叙事特色，不仅描写了主人公的内心心理，而且在小说的叙事上，有推动情节的结构性作用。这就不是一般的评论家可以做到的。
王彬彬以独特的视角指出高晓声特有的叙事方式、对农民心理的刻画和农民性格的塑造。他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写农民的作家很多，写农民写得好的作家也颇不少。如果说赵树理是写的特别好的一个，是出类拔萃者，那高晓声肯定也是。”[2]1王彬彬的《高晓声的鱼水情》，从高晓声小说的“鱼水情”开笔，讨论了高晓声小说里“鱼”与“水”。高晓声毕竟是江苏作家，鱼米之乡，地上天堂，“鱼水”肯定是他小说的一大特色。但以前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讨论。从这里，我们又一次领会到了王彬彬的独具只眼，非凡眼力。
他在《高晓声的鱼水情》一文中说，在新文学作家中，除了为人称道的沈从文和汪曾祺，写鱼，在中国作家中“我没有见过与高晓声媲美者”，“而高晓声对水的表现，绝对不在任何人之下。……可以说，高晓声是把水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之一，而且是把鱼写得最好的中国作家，没有‘之一’”。[2]100高晓声《鲫鱼篇》《黑鱼篇》《痴孵》《黄鳝命》《螃蟹篇》等各种各样的“鱼篇”散文，在王彬彬笔下一一展开。“读高晓声的小说和散文，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每当写到家乡的水、家乡的鱼和在家乡的水中捉鱼，感情就分外充沛、表达就特别有神采。”[2]106-107王彬彬说：“高晓声写鱼，其实是在写人。”[2]116《黑鱼篇》等文即是。不得不说，王彬彬对高晓声“鱼”“水”的分析让人佩服，他将我们带入一场鱼水的“游戏”中，让我们嗅到一种江南水乡特有的鱼水的清香，让我们感受到高晓声笔下对鱼水的深刻感情和鱼身上所富有的“人性”。
读完《高晓声的鱼水情》，让人有一种想去高晓声的家乡亲自体验的冲动，亲眼见识一番鱼类的活动和习性。王彬彬的文章，就是如此新颖别致、情怀独特，自带亮点。王彬彬能听到高晓声小说中美妙的算盘声和“高晓声小说那赏心悦‘耳’的音调、节奏”。我又仿佛听到了高晓声劈里啪啦的算盘声，嗅到了鱼水的味道。王彬彬的文章，总能系统、宏观地把控大方向、大格局；然后再进一步准确定位，找准脉络，剖切开来，层层深入，去除盘根错节、纷乱杂绕，独留一片开阔天地。
王彬彬曾说：“一个好的小说家要有一双观察生活的‘毒眼’，还要有一双表现生活的‘毒手’。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是谓有‘毒眼’；能把用‘毒眼’观察到的东西精确、深刻、充分地表现出来，是谓有‘毒手……而高晓声则是既有‘毒眼’又有‘毒手’ 的小说家。”[2]34我们读了他的高晓声研究论文，发现这句话，用到他身上，也很合适。这就是夫子自道呀。他不仅有“毒眼”，还有“毒手”。不单能看到，而且还能抓住。这就不是一般评论家所能企及的。
二、强烈的修辞意识突显小说的语言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就是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作为文学文本的物质存在，它的优劣直接决定文学的艺术性。高晓声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修辞意识的作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他从小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聊斋志异》是我少年时代读得最熟的一本书。”“我还认真地自学过《纲鉴易知录》，也是当小说看的，对我注意语言的精练是有影响的。”[4]高晓声特别强调古典作品的语言美对今日作家的启示，“读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我们常常会被优美的语言所陶醉，他启发我们思考有关文字、语言的一连串问题。”[5]王彬彬认为，高晓声小说的叙事方式，深受中国古代文史著作影响，“特别深刻地影响了高晓声的，是古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古典作品的语言艺术，诸如表达的简练、刻画的精细、描绘的准确，等等，都为高晓声所继承。”[2]129
对高晓声语言意识和修辞艺术的深入研究，是王彬彬关于高晓声小说研究的重点，也是最见他才情之处。他的《八论高晓声》一书中的八篇文章几乎每篇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着高晓声的语言艺术。《高晓声：用算盘写作的作家》一文，论述了高晓声如何以算账的方式刻画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见解新颖，语言精妙。《高晓声小说修辞艺术初论》谈论了高晓声小说的修辞特色、“骈偶”与“散体”的夹杂，对句、对偶的特点、对语言的声音美的把握和对高晓声用语之“刻毒”的分析等。而《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细致地分析了高晓声如何进行顺势借意、仿用翻造，如何对正词歪用、歪词正用、大词小用和在数字上的“虚假的精确”等几种修辞手法的运用等。《高晓声的鱼水情》突出了高晓声鱼水的情结和散文式的优美语言。
高晓声说：“写文章，最基本的功力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如果语言文字的功夫不行，思想、形象、气氛、等等，都无从谈起，”[2]191989年，他在致一位研究者的信中说：“一个作家的观点、技巧、生活，等等，都极难形成独特的格局，能够形成独特的格局的最主要的素质是语言。我自信我的语言不同于一般，至于其他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东西，许多作家都可以有。”[6]如此看来，语言在高晓声小说文本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一般评论家关注小说语言的比较少，王彬彬一直致力于小说语言的研究，在这方面确有造诣，在高晓声小说修辞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这是难能可贵的。在《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中，王彬彬对高晓声的几种修辞技巧一一举例。比如，王彬彬所说的“顺势借意”，也就是几个意义相关词的连用，后面出现的词顺着前面被人熟知的词的语势有了独特的意义，他分别举例《周华英求职》《崔全成》《送田》《青天在上》等文进行分析。在《崔全成》中有一段这样写：“‘胡搞’这个词忽然出现了另一种意思，崔全成分明看见门口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对他熟悉的男女流了过去。”[7]作者把人群比作河水，顺着比喻河水的“川流不息”来比喻人群的运动，不呆板且富新意，并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王彬彬分析说：“由于“川流不息”太常用，我们对它的感觉已经麻木，仅仅说人群‘川流不息’，我们眼前不会出现人群河水一般流动。高晓声在‘川流不息’之后，说有一对男女‘流’了过去，‘流’字是顺着‘川流不息’而下的，准确妥当，同时又激活了‘川流不息’这个成语’。有了‘流’字，人们便看到人群河水一般流动着”。[2]53“‘川流不息’这个成语，本像是走了电的电池，而一个‘流’字则为其充电，使他变得鲜活生动。”[2]54又比如《极其简单的故事》中将靠打人、斗人起家的陈宝宝的“斗人”、“斗争”与容量单位的“斗”故意混为一谈：“斗、斗、斗！不来个七斗八斗，哪里会有满满一石！”[8]使得“斗”字有了双重的和暗示性的含义。王彬彬对此段的分析，也颇为有趣。高晓声说：“我对自己的小说是多次地读，写不下去了就读，反复地读，一句句磨。”[9]“一句句磨”这句话说得太形象了。他在《我看小说》里说：“我很计较小说的语言文字。”[10]王彬彬对高晓声小说语言的研究，也是“一句句磨”，也是“很计较”，所以，才有如此精彩的评论文字。
他对高晓声小说中词语仿用翻造、正词歪用、大词小用及在数字上的“虚假的精确”等的修辞手法，用他形容高晓声的话来说真是“刻毒”，极致的“毒”。只有他能“杜撰”出如此多的修辞，从语言修辞角度进行准确定位、透彻分析。他对高晓声“‘二朝’酒”“年昼饭”、“走‘无’派”、“束鳍就擒”、“按玩取酬”、“英雄气短，奴隶性长”、“拾得感”等词的仿用、翻造的意义和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了深刻的解释，并结合鲁迅为文的技巧等进行立正。显然，高晓声的这几种语言修辞并非他刻意的捏造，他的这几种形容是极为精准的。他说：“这类修辞现象，在鲁迅作品中是很常见的。说高晓声在这些方面也受了鲁迅影响，大概不算无稽之谈。”[2]65比如鲁迅在有些场合将不可能精确的数字偏要说得极其精确，从而产生了幽默讽刺的效果和凸显更为鲜明具体的情境。王彬彬将其称之为“虚假的精确”。他为我们举例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采薇》篇：
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
鲁迅用精确的数字“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来说几天之后，推陈出新，精确极致。王彬彬说：“高晓声这种‘虚假的精确’的修辞手法，与鲁迅很相似。但在选择那精确而虚假的数字时，鲁迅是很随意的，无规律可循，高晓声却似乎多少显示出一点‘规律’。”[2]70能将一个作家的语言意识和修辞艺术分析得如此细致入微，没有对语言修辞的深厚造诣，是做不到的。由此可见王彬彬的过人之处。
王彬彬让我们看到了高晓声敏锐精细的语言直觉，和他的文字之美。高晓声对文字的声音感觉、音调节奏方面的追求，皆极见匠心。王彬彬说：“这里要着意强调的，是高晓声在读古典文学过程中产生的对‘声音美’的感受和领悟。”[2]129-130“高晓声之所以具有如此敏锐精细的声音感觉，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时代曾经朗读、背诵过许多古代文学作品。有了对声音的如此精细的审美感受，自然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有着近乎苛刻的声音要求。”[2]134那什么是声音美？王彬彬说：“所谓声音美，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功夫。一是每一句中平仄的交替，二是长短句的搭配。”[2]137高晓声追求声音美，有很多方式。王彬彬详细深入地分析了他的小说语言的声音美，颇见功夫。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引文了。
高晓声说：“文学作品的语言要给人美的感受。句式的变换，一个字怎么用法，都要考虑，语句的音节也应该加以考虑。如果读起来句子拗口，音节不协调，或者同一个字、同一个音在很短的句子里反复使用，都是犯忌。”[5]365当年，汪曾祺也说过：“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对文字训练有素的人，是会直接从字上‘看’出它的声音的。”[11]这种对音节、节奏的重视，对高晓声来说，是一生反复强调的，也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当代作家，大概只有高晓声和汪曾祺对音调、节奏如此重视，所以，他们的作品语言，都经得起咀嚼。
王彬彬对高晓声小说善用俗语、“实话实说”、用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刻意而为的粗俗美、幽默机智的语言，等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高晓声小说的修辞的一大特色，是善用民间俗语。如小说《解约》形容李庚良的正直，“身上汗毛都没有一根歪的”。[2]22。“高晓声的散文，语言十分考究，有理有情，也有痴情和悖理，是经得起细细读和反复读的。”[2]156王彬彬的文字也是，需细细体味之。一篇优秀的文学批评是创造性的。好的评论要有独特的眼光，但不能为独特而独特，生搬硬套理论知识。对小说语言修辞的深入把握，是王彬彬区别于其他评论者的独特性所在。本书也多次提到与其他研究的差异性，王彬彬将注意力落到语言上，注意到高晓声强烈的修辞意识、敏锐的语言感觉、执着的语言追求，遣词造句上的独特性等。他不仅发人之未发，对艺术作品有真正地溶于血液的体会，而且王彬彬的评论具有创造性，是一种文学的、艺术的再创造。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八论高晓声》是文学评论，又独立成一部美文集。他说：“他（高晓声）看重的是自己在语言上的苦心经营，他认为自己真正值得称道的贡献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但研究者中，留意高晓声的语言造诣者，却并不多”。[2]21其实，有王彬彬的文章，就足够了。
王彬彬对语言、修辞的掌握是一般人所难及的。他对高晓声小说中的对偶、对句等手法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对一种平仄有声，杂乱又灵动、整饬又参差的形式地把控有着先见之明，字字句句分析其押韵和凌乱中的灵动感，突出高晓声对文字精细的加工处理，字里行间流淌着浓烈的音乐感，避免了呆板和为押韵而押韵产生的甜腻与艳俗，从而产生了美学效果，给读者另一片天地。王彬彬说：“用现代白话创作小说、散文一类非韵文作品而要运用对偶、押韵这样的修辞手法，比起文言作品，难度更大，但也更容易弄巧成拙，更容易显得矫揉造作，高晓声值得称道之处，并不在于运用了对偶、押韵这类修辞手法，而是把这类修辞手法运用得自然、妥帖，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对偶、押韵手法的运用，使语言更富有韵味”。[2]29-30“对句、对偶是高晓声的拿手好戏，随手拈来，并不费力，这与鲁迅很相似”。[2]31王彬彬指出高晓声的押韵手法并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自然的、不自觉的行为。
二、开阔的文化视野，扎实的生平资料梳理
《高晓声与高晓声研究》一篇长文，一开篇就说：“高晓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误解的作家。”一句惊人，那么如何“被误读”？王彬彬用了2万多字的篇幅，详细分析了这个原因。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被评论家认为是真实地揭露了“极左路线统治下”农民的苦难。但其实，他本人并不是那么真实、坦率地“揭露”的，他是十分小心的。王彬彬说：
二十多年的苦难不是白受的。1970年代末虽然重返文坛了，但渗进骨髓的奴性和乍暖还寒的的气候，使得高晓声重新握笔时总是小心翼翼，分外注意“分寸”。他总在提醒自己，要“包包扎扎”，要“搞一点模糊”。这当然严重阻碍了他文学才华的发挥，也阻碍了他更真切地表现苦难和更深刻地反思历史了。[12]
此文既有对高晓声小说的文本细读，比如对长篇小说《青天在上》的批评，就很到位。但更体现了他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文化关怀。
《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 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王彬彬研究高晓声是知其人，论其世的，在高晓声生平传记材料的搜集、梳理上，是下了功夫的，所以，文章资料翔实，论证极其扎实。
王彬彬的文字清通，阅读感觉很好。他是将各种资料文字、理论知识吸纳、融化于骨血，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不是为高晓声辩护而辩护，而是深入实际，呈现一个真实的高晓声。他在《高晓声与高晓声研究》一文中，细细地剖析高晓声的故意遮掩和包扎意识，紧接着在《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一文中，他结合材料，对高晓声生平、历史境遇等做了全面的解读与还原。一个作家作品被误读，对作家来说是极其可怕的。王彬彬说：“高晓声有许多取材于‘文革’或以‘新时期初期’为背景的小说，其主要内涵，也并不能以为农民‘叹苦经’或揭示农民精神局限来概括。”[2]157-158王彬彬认为，高晓声并不希望读者将自己的某类作品理解得太深入、太准确，所以一定意义上有意地误导读者。
王彬彬是善“辨”的，是能意识“矛盾”的。他仔细辨别着、研究着高晓声，深入探寻被包扎的高晓声文章背后的真假、虚实、深浅。他说：“高晓声关于《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的创作谈，有发自肺腑的话，也有言不由衷的话；有比较实在的话，也有空话、套话；有比较深刻的话，也有很肤浅的话。这两篇创作谈，能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小说，也会误导人们对小说的理解”[2]175可见他的沉稳、冷静、理性、经验的态度与学识的广博。他探寻高晓声的自我保护心理，唯恐那些读者将他的包扎撕掉、掀开，谈得透彻，对高晓声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事，所以高晓声“故作模糊”。高晓声对冯士彦曾说：“写小说，有时只能模糊一点，评论也是如此，某些地方只能模糊一点。虽然是正面阐发，但点清点明了会戳眼睛，……丑恶的东西你给它包包扎扎，然后戳上一个洞，让臭气透出来，别人闻得到，知道里面是臭东西，效果是一样的。点明了反而不如模糊些好。”[13]王彬彬认为，正是这种有意的包扎和模糊，不断地提醒、暗示他，影响了他文学才华的发挥，严重阻碍了他对苦难和历史的真切表现和深刻反思。
王彬彬说：“关于《陈奂生上城》的创作谈和关于《李顺大造屋》的创作谈，都明显存在着在政治上‘拔高’小说主人公、为主人公进行政治鎏金的现象。”关于李顺大是否是“跟跟派”，他说：“谈论陈奂生、李顺大们是否是‘跟跟派’，并无意义。在那个时代，一个卑微的农民，根本就不存在不‘跟跟’的可能。要活下去，要饥肠辘辘地活下去，要含羞忍垢地活下去，就得‘跟跟’着”。高晓声说：“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王彬彬说：“这一番说法，说得特别不厚道，特别不着边际，特别不三不四，特别对不起陈奂生、李顺大们。”[2]173-174王彬彬将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李顺大与鲁迅的阿Q形象区别开来，意识到其中的巨大差别。例如他提到有学者抓住“主人”、“主人翁思想”来分析陈奂生性格，认为陈奂生缺乏主人思想，这种“硬套”式的写作，王彬彬认为是很荒谬的，“追问陈奂生为什么没有主人翁思想，就像追问陈奂生为什么没有长出尾巴一样荒谬”。须知，阿Q是一个自由民，只管填饱肚子，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也并无尊严屈辱可言，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李顺大们只能死守在一个地方，累死累活却常年挨饿，随便外出就会成为“专政”对象。阿Q是精神胜利法，而陈奂生则是“奴才式的破坏”，生活境遇不同，不是一类人。[2]176-177他不断深挖造成高晓声小说被误解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以及在文坛前后二十年的苦难历程与心态。从婚姻状况，爱情经历，《聊斋志异》的影响，土地庙的孤独等。《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一文，让人了解时代的残酷，和知识分子的苦难与悲哀。
学术界对高晓声1958年3月到1979年3月之间生活理解是有问题的，这期间高晓声是生活在家乡常州武进县，这没有问题。但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这二十一年，高晓声一直在务农，一直忙碌在田间地头，与文学彻底绝缘了。”[2]204比如，王晓明研究高晓声的专著《潮流的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 就认为一个作家必须“保持和现实的距离”，二十年的贬居生活彻底剥夺了高晓声的天性，狭隘的共同命运的心理情绪阻碍了高晓声，逼迫他走上了和写作无关的生活，忘掉他是个作家。王彬彬则认为这个概括很不准确，是误解，“这是在是误解。而这种误解，却往往成为研究的前提和立论的根据。”其实，高晓声在这二十一年之间，“真正在田间地头度过的时光并不算很长，而这期间，也并未与文学完全绝缘。”[2]204王彬彬深知高晓声在文学上有着雄心壮志，有着强烈的发表欲。“某种意义上，高晓声从未离开过文学”[2]162王彬彬把高晓声的这二十一年的受害史分为五个阶段。1958-1962年，高晓声是真正的务农者；1962-1968年，被分派到常州地区武进县三河口中学任教；1968-1970年，劳动改造；1970-1972年，回到三河口中学，做勤杂工；1972-1979年，菌肥厂工作。
1962-1968年，他担任中学语文老师，先代课，后转为正式老师。他是三河口中学被学生喜欢的老师之一，讲述古代汉语课，指导学生作文，在师生中地位很高。王彬认为，“如果说在此前几年间，高晓声已经停止了文学生活，那么，在进入三河口中学任教后，文学生活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教的是语文，要经常给学生讲解作文之道。语文老师的备课和教学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文学生活。从当时学生的回忆可知，高晓声还在教科书之外，以《人民文学》这类刊物上的作品为范文，向学生传授写作真谛。”[2]221而且，这个期间，高晓声又有了创作欲望，并创作了一些作品，还向外投稿，虽然没有发表。王彬彬根据友人和学生的回忆文章，认为“这期间，高晓声写了不少东西。过去的研究者，总喜欢说高晓声成为‘右派’后，二十多年前便与文学完全绝缘了，这也实在是很大的误解。”[2]223况且他生活在人文荟萃的苏南之地，人文气息浓厚，“一个有文化的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哪怕时间再长，也不会变成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还有，‘文革’时期，整个国家都患着‘文学病’，都发着文学高烧，到处是文学，躲都躲不开。”[2]189王彬彬指出了王晓明文章的漏洞，充满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就《八论高晓声》而言，文章都极具才情，看完之后，就想读高晓声的小说。但读完高晓声的小说，包括散文，却感到有些失望。坦率地说，高晓声的小说问题也很多，像《李顺大造屋》等还是有政策写作的痕迹，并没有到达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其语言来说，也是颇有不足，缺乏余味，王彬彬对它们的语言修辞研究，有过度阐释之嫌。相对而言，王彬彬对鲁迅的研究，不仅文采飞扬，而且新见叠出，启人极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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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晓声.生活、目的和技巧.高晓声研究资料[M].王彬,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72.
[10]高晓声.我看小说.高晓声自述[M].248.
[11]汪曾祺.“揉面”——谈语言.见陆建华主编.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10.
[12]王彬彬.王彬彬文学评论选［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352.
[13]冯士彦.高晓声的肺腑之言[J].翠苑,2013:(3).
【作者简介】
李 艳（1991—），女，甘肃武都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17 级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影评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杨光祖（1969—），男，甘肃通渭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评论、艺术理论。
2019年8月23日改定于兰州黄河之滨幽篁轩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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