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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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人和他的历史中意义和意思才得以产生。

——狄尔泰

海德格尔是我喜欢的哲学家，他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所关注的，可是因为使用了严格的学术术语，和非常缜密的推理，可能还有奇怪的德语，据说有些是德国方言，理解起来就比较难了。最近读完了《海德格尔传》，作者是是德国萨弗兰斯基，北大靳希平翻译。之前已经读了熊伟先生的文选《自由的真谛》，收获颇多。熊伟是中国亲炙过海氏的不多的几人之一。他1985年之后的文章，天马行空，深得海氏精髓，文笔练达简洁，读来齿颊生香。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时，也听过陈嘉映的课，他的书也一直在翻阅。即便如此，要完全读懂海德格尔还是几乎不可能。

作为现代人的海德格尔，他的思想来自对“没情绪”的经验，他拒绝扮演先知的角色，拒绝为他人“提供安慰”。《存在与时间》告诉我们：背后一无所有；存在的意义就是时间；而时间并不是充满赠品的仙岛，它不向我们提供任何东西，也不给我们指引方向。意义就是时间，但是时间没“占有”任何意义。穆齐尔《没有个性的男人》就指出，人已经变了，不再是整个人面对整个世界了。而是在某种一般性的营养液中蠕动着某种带人味的东西。因此，萨弗兰斯基写道：“在海德格尔的舞台上，这些无其人演出着一场幽灵剧。它们是面具，但后面一无所有，没有自己。”

于是，现代人变得焦虑，无所适从，各种宗教香火重新兴旺，甚至各种异端宗教也应运而生。我们知道，人，毕竟是肉身，是有限的。肉身，就有许多物质诱惑无法摆脱；有限，很多问题自己无法解决。但人又不仅仅是物质的，他与动物之不同，就在于有精神追求，有对死亡的恐惧。海德格尔认为，人敬畏神灵，其实也是一种对时间的恐惧，对失望的恐惧。对死的思考是思考本身的重点。海德格尔想在对死的思考中探查出时间秘密的踪迹：死不是“在”时间“中”的时间，而是时间的完结。即便贵为帝王，也无法摆脱，甚至更严重。看看历史，有多少帝王吃长生不死药而早死。其中不乏英武之辈，包括秦始皇、汉武帝等等。

古人讲“天地人”，讲“尽人事，敬天命”。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正月初六，我携妻、子去太白庙，这是我们老家供奉的神，已经很多代了。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爷爷去，去那里听戏，去那里上香。藏族人有自己的佛教，我们有自己的神，其实都一样，人活着必须要有一个依靠。背后没有东西，就凄惶，就不知所措。人，骨子里就是一只苦虫子。我去的时候，大殿里有两三人在问桌子（把一张桌子倒放在一个平石头上，2人或4人扶着桌子的几个腿），太白爷同意了就转，不同意就不转。我看见桌子过一会就转一下，不知道他们在问什么。但看神情，是那么的虔诚而肃穆。大殿外面烧香马的地方，有一个中年男子跪在那里，拿一根短短的两头尖的木棒，长度大概三寸有余，老家人叫卦棰，问着什么，口里念念有辞的。仔细听了一下，似乎在还愿，带了一瓶酒，问行不行，问了半天，最后确认太白爷要两瓶酒，他在那里说，那行么，爷爷，我再买一瓶酒去。似乎很无奈的，他就走出去了。

我们烧了香马，刚走到小院子里，就听到大殿里传来念经声，声音那么飘渺而不染人间烟火，轻缓、悠扬。这是我久违了的声音。我想起了神语、人语的说法，忽然感觉到阴阳、活佛、牧师，其实就是连接此岸与彼岸的桥梁，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神的语言。神通过他们而显现，而言语。在这个仪式化的活动中，卑微的人类也就忘记了死亡的恐惧。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了一座山，这就是“靠山”。听那些诵经的声音，那与流行音乐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声音，流行音乐只是人语而已，而且在人语里还属于比较低级的只满足人们的官能的那类。像海德格尔、鲁迅这些大师，他们的人语里，已经有了“天命”的东西，他们想在“人”与“神”之间做极大的探险，想突破某些东西。

海德格尔谈论畏惧，但他已经失去他出身的信仰：天主教。在他那里是跳跃之后的畏惧，即还在不断下落过程中的畏惧。我们知道真正的宗教对世界的不可说明性充满了敬畏。在信仰的灵光中世界变得更伟大，也更加模糊不清，因为宗教保持着世界的秘密，人把自己看作这个秘密的一部分。

海德格尔晚年生活在麦氏教堂镇，有时散步时来到教堂，他也上圣水，划十字，向祭坛行跪拜礼。有一次，马克斯·米勒问海德格尔，他已经同教会的教义断了关系，这样行教会礼不是自相矛盾吗？海德格尔的回答是：“人们必须历史地思考问题。在人们如此多地祷告过的地方，一定以特殊的方式接近着神圣之事。”

他又说：只有当我们有勇气让虚无和我们相遇，哲学才真正开始。

海德格尔属于现代，有着现代人的焦虑、烦，有着对死亡、沉沦、时间和良知的探究愿望，在他那里，艺术更靠近宗教。但他终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的思考给予我们的，就如行走在戈壁上的旅人，找到了一眼水源。

2010年1月20日写于通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