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一个时代的结束

　　文：杨戬

　　2007年6月29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国台湾著名电影导演杨德昌因病辞世。次日，惊闻杨德昌先生的不幸，不免在盛夏时节感到深深的凉意。杨德昌不但是中国的杨德昌，也是世界电影界的大师级人物。杨德昌的辞世，宣告台湾新电影彻底走向末路，作为旗手的杨德昌倒下的真不是时候，新世代的新新导演还没能走上舞台的中央，旗手就这样离去，真是华语电影界的莫大悲哀。

　　大师背影远去

　　特别是在浮躁的华语电影界，杨德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语电影可能达到的高度，尤其是当张艺谋、陈凯歌、徐克、侯孝贤等人，都几乎不可能再回复当年的巅峰状态，杨德昌和李安、杜琪峰等人是硕果仅存的依旧坚持自己的情怀、电影质素也能得到保障的大牌导演。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是两岸三地电影界最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香港电影新浪潮、内地第五代导演和台湾电影新浪潮迅速突破地平线，立即成为最具创造力的黄金一代，如今多数导演进入他们的艺术暮年，杨德昌的辞世，说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大师远去的背影下，是众多导演对于当下社会的无能为力。

　　而在台湾地区云波诡异的政治变幻中，电影成为边缘物。1990年代之后实行的辅助金制度，将电影诱导为商业上的次级文化选择，直到2000年后，台湾电影的产量几乎不到十部，已经很难再影响市民的精神世界。整个电影生态被完全败坏，只剩下几个导演在拍摄电影，而好在商有全球市场，毕竟台湾电影的质量堪称优秀。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杨德昌、侯孝贤和蔡明亮等人，1947年出生于上海的杨德昌，终其一生电影产量只有八部。杨德昌在漫长的学生时代，在电脑、建筑和电影之间徘徊，最终选择电影是因为他意识到可以凭借个人的力量而创作电影，从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指导《指望》）到2000年的《一一》，他完成了七部长片，此外还有一些舞台剧。在他短暂的电影旅程之中，最出色的电影当属《恐怖分子》、《独立时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对于平民的生活、世俗社会的变化、大众文化娱乐的改变、青少年问题、人际关系的亲疏，总之以社会观察的审视状态，几乎每次都能有新的主题，切入台湾社会的细部，审慎又大胆的批评，从家庭到社区、再到都市、中产阶级，最后延伸到整个国民性，杨德昌的创造力旺盛，并且能够内外兼修，从外部进行开阔的风格化叙事，也能够内敛沉雄的反思。

　　作者导演：知性观察者

　　在台湾电影界，杨德昌以知性思辨著称，在从事电影之前，他先后学习过控制工程、建筑和电脑编程，兴趣广泛，在这一点上和徐克的经历非常相似。在回归台湾之后，也是先从电视单元剧开始艺术生涯，然后进入电影业也是与徐克合作，在徐克主演的《一九0五年的冬天》剧组，他担任编剧和演员。杨德昌曾经说过，他所有的电影都是讲人，人的定义基本上跟环境很有关系，所以说他的电影是一定将人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之中。杨德昌对于当下社会有着洞彻犀利的观察，因此他的人物在都市或前现代社中直接、明显，从不拖泥带水，绝无暧昧混沌之感，持续拍摄出正面的、东方社会的转折，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过程，杨德昌的电影具有史诗及记录的价值。

　　杨德昌是华语电影中第一个主动将镜头对准城市社会、中产阶级的第一人，他的电影中绝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非常之人和他绝缘，他永远关注普通的世俗人的生活。在杨德昌的电影里，人物虽有哀伤但是坦荡，然而人的价值无论如何浮动，追求总是存在，在失望和希望之间，杨德昌电影中的男女，无桀骜不驯之徒，也无沟壑难题之人，大多就是最平常的平民和中产阶级而已，即便在冷峻的镜语之下，充满黑色幽默，人与人之间再疏离，他的电影角色也依然表现出人性温暖，故事发展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社会角色”的扮演却没有脸谱化，功力实在了得。在两岸三地的电影导演中，杨德昌确实是最均衡、最出色的作者导演。

　　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为例，张震有今日之地位及荣誉，要感谢杨德昌的信任，在与父亲张国柱同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后，张震有机会与大导演们连续合作。回到这部华语电影中的草根史诗电影，在上百个角色之间，张震成为核心，电影中的悲剧故事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暴力事件，显然导演要表现出在1960年代，整个社会是如何的封闭和保守，对青春的压抑和操纵，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小四本有超凡的梦想和追求，但是一再被社会的冷漠、乖张、世故所摧毁，小四本有的原型“茅武”就好像贾樟柯电影中的汾阳小混混一样，必然会出现，只不过这一历史的悲怆由谁来承担，最终理想破灭之后，却手刃女友，极端的结局分明是在控诉“吃人的社会”。张震在本片中有着万人迷的青春面容，在彷徨中失掉青春的好理想，心灵最终在现实的打压之下品尝到苦涩和无能为力，在荷尔蒙冲动、嫉妒和失落感的合围之下，最终成为少年杀人事件的主角，然而即使入狱之后，也不能得到成人世界的帮助。如今再看，更加强调小四的外省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