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七载乡镇工作往事纪实

作者：陈亚发

十七载春秋，是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我把这黄金般的岁月，全情献给了家乡的农村土地：曾在三个乡镇的田埂间丈量每一份收成，曾在抗洪救灾一线拼尽全力往前冲，每一步都踩得踏实，每一段路都有实干的汗珠子。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故事、裹着人心温度的片段，早已刻进了生命里，成了永远难忘的印记。

 

一、金山公社七年：从“双突”逆袭到换届破局，实干是最好的“通行证”

我的基层故事，要从1979年9月3日讲起。那时我刚从下派农村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卸任，（此前任副组长兼大队副书记），便立刻被派往金山公社，担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这一扎根，便是七年。七年里，有几件大事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第一件事，“三年三大炮，专门打薄弱”：一场逆风翻盘的认可

1979年末，县里启动“双突干部”（突击提拔、突击入党）清理工作，我们公社初步定了4人，我也在其中，最初的安排是让我从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转任党委宣传委员；另外三位同事更要调整：副书记孙兆明（原大队书记）转任副主任，副主任佟亚平（上海知识青年）转任妇女主任，副主任林德本（原小队长）转任林业站长。

就在县委组织部下来考察时，公社党委书记费允成和第一副书记史珊，把我过去3年蹲点帮扶、改变3个后进大队的事儿，从头到尾细细汇报，还提出“党委已决定呈报陈亚发任党委副书记”。这事很快引起县委重视，特地派办公室副主任王丰前来复查。

王丰没有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揣着笔记本走村入户，找老党员、村民拉家常。他了解到我常年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干一亩地的实情，也听到乡亲们说“亚发是帮我们办实事的”，最后写下一份题为《三年三大炮，专门打薄弱》的汇报材料。正是这份满是“土味”的材料，让我成了全县“双突干部”处理中，唯一一位“不降反升”的干部，最终顺利任金山公社党委副书记。

第二件事，换届选举“三连破局”：群众的信任比职位更重

1980年7月，县、社两级党政班子换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正式恢复，明确要求公社管委会主任、副主任需设差额候选人。当时的情况有些特殊：第一副书记李培元因年纪大、身体差，主动退出主任候选人；党委内定第二副书记张成贵为主任候选人，第三副书记王德良为差额；而我则被安排“不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去县党校学习”，本与这次换届选举 “无关”。

可选举过程却接连“破局”：先是选公社机关人大代表时，即便有正式候选人和差额，我还是被群众意外推选当选；接着代表大会公布主席团成员名单，里面没有我，又有5位代表联名提议增补，按县里选举文件，3名以上代表联名提议需报县选举委员会审定，最终县里答复：“陈亚发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又当选代表，可增补为主席团成员”，还专门派车把我从党校接了回来。

最意外的还在后面：大会公布主任候选人和差额后，又有5位代表提议“让陈亚发担任主任差额候选人”。提议报给县选举委员会，答复是“尊重代表意见，陈亚发若差额当选可就任，但可内部做工作”。

大会因此休会，专门开主席团和代表团长会议。其实此前费允成书记已找我谈过话，会上我主动表态：“感谢大家的信任，但我现在的工作经验和能力，还担不起主任的担子，恳请大家尊重我的意见。”最终投票，我比张成贵少5票，张成贵当选主任；4名副主任候选人中，王凤有落选，差额候选人刘广文（原纪检委员）成功当选。直到1981年1月，张成贵调任河山公社管委会主任，我才接替他，成为金山公社管委会主任。

第三件事，一封“控告信”背后：公道自在人心

1982年元宵节刚过，县纪委和信访办组成的联合监察组，拿着县委书记王显文签字的 “控告信”（由国家信访办转发），到公社调查我。信里说我“非法拘押群众，超了12小时”。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旱河一队的孙万成和邻居杨福家吵架，孙万成的两个外甥（泉眼岭人）动手打了杨家人；杨福家报案后，大队书记韩德江派儿子去调解，没想到孙万成的外甥喝了酒，又把韩书记的儿子打了。

韩书记把情况报到公社，我作为主管领导，为了维护刚制定的《乡规民约》的严肃性，派司法助理曹德友把孙万成请到公社核实情况。最终决定：对孙、杨两家罚款，同时责成孙万成协助把他两个外甥送去行政拘留。孙万成当场同意，还在核实材料上签了字。

可他外甥家不想受处罚，就找到县武装部的人，商量着“以攻为守”写了这封“控告信”。联合监察组查了三天，终于弄明白：孙万成当时是不敢走夜路，在公社值班室住了一宿，根本不是“非法拘押”；所谓“控告”，不过是他拿不出罚款、又找不到外甥去拘留，才想的“歪招”。

监察组把结果汇报给县委后，组织部副部长王书良说：“陈亚发是位好干部，这事不能影响他的工作积极性。”不过，当年县委组织部原本拟定让我去小宽公社任党委书记，考察时有人提“陈亚发太较真、不成熟”，这事最终没能成行。

 

二、林海乡七年：小喇叭振精神，艺术节暖民心，把“落后乡”变成“先进典型”

1983年9月16日，县委下了调令：让我去刚恢复乡政府建制的林海乡任乡长，后续还要接任气管炎严重的党委书记张学文。这一去，我又在林海乡扎了七年根。

林海乡的底子并不好，它的前身是梨树县出了名的落后公社，还被归在“刘靠沈”（当地对几个薄弱区域的统称）里。当时有句顺口溜在当地流传：“没有高山峻岭竟是大沙包子，没有苍松翠柏竟是大黄蒿子。”字里行间全是偏僻、贫困和落后。长期的穷日子，也让干部群众心里“憋着股劲儿”，总觉得自己比别的地方矮一头。为了改变林海乡落后面貌，我先后抓了几件大事。

一是开展小喇叭里的“精神翻身仗”：从“没人听”到“离不开”

我把“家家安小喇叭”当成头等工程来抓。县乡有重大政策、村社里出了好人好事，我们就通过小喇叭在《林海早新闻》里播报；更重要的是，我把“顶浆打垄”“米麦间种”“造秫秆肥”这些科学种田的实用技术，还有防止村社干部“肥梗阻” 的想法，都通过小喇叭 “一杆子插到底”，直接讲给老百姓听。

刚开始有人说“这喇叭没用”，可慢慢的，小喇叭成了林海乡的“传声筒”和“定心丸”：谁家丢了鸡，喇叭里一喊就能找回来；哪块地该施肥了，喇叭里一提醒，乡亲们就扛着锄头下地；甚至有老党员说“每天不听会儿小喇叭，心里就空落落的”。

后来，林海乡广播站成了省、县两级的小喇叭普及试点，正式职工增加到5人，乡里还专门配了3名线路员和维修员。到1991年，林海乡广播站被国家广电部授予“广播网建设先进单位”，站长明作江也获评“广电系统先进个人”。

1986年市委开农村工作会议，分组讨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时，市委副书记安莉来到梨树组。县委书记银海波让我说说体会，我直言：“要想振兴农村经济，首先得振奋农民精神，没有农民的精神振奋，就没有农村经济的振兴。我们乡村干部做思想工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各种方式把农民的情绪‘煽动’起来。”

这话刚说完，安莉书记就笑着说：“你就是那里的‘煽委书记’啊！”后来“煽委书记” 慢慢传开，还有人叫我“陈大煽”。这个带着玩笑的绰号，其实是对我“用声音鼓劲儿、靠实干破局”最好的认可。

二是在抗洪救灾中：把荣誉让给更该得的人

1986年7月28日，我正在四平参加市第一次党代会，东辽河突然决堤。市委当即休会，所有人全力投入抢险救灾，我们镇的重点是保障王麻山水库泄洪，绝不能让它也决堤。

7月31日晚，设在刘家馆镇的县指挥部里，杨国俊副县长突然给我打电话，下了两项紧急任务：一是调动所有运力，接收、安置刘家馆镇重灾村的灾民；二是组织全镇人力物力，抢修被洪水冲毁的榆树台至刘家馆公路，保证救灾物资车能过。

我立刻通过广播开三级干部会，把乡领导分成两组：一组抢运安置灾民，一组专攻道路抢修。当晚，抢修组就摸黑勘察路损：老奤村被冲毁的水泥桥，暂时用树木铺成过水路面；柴家窝棚桥是最严重的路段，500米长的路面原本宽8米，只剩1米左右，我们决定打4排木桩，用树枝编围栏挡稀泥，再填湿地土和稀泥，最后横铺树干。

8月1日天刚亮，6000多人直奔各自地段。为了加快进度，我给杨县长打电话请示“能不能砍公路两侧国营林场的树”，电话里杨县长嗓子已经哑了，却斩钉截铁：“可以！出了问题我负责！不惜一切代价修复公路！”

有了这句话，大家更拼了。到下午4点，我终于能给杨县长报喜：“水毁的桥和路，全修好了！”杨县长在电话里说：“我代表县政府和灾区人民，谢谢你！”

另一边的灾民安置也没出一点差错，300名灾民被转移到大门丁村、下姚村，粮库送米面豆油，供销社送布匹棉花做被褥，卫生院、畜牧站的人下村给人和牲畜做防疫；镇里还组织党员干部捐衣物，帮灾民度难关。后来这一个半月里，有些灾民和当地住户处得像一家人，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

灾后县里要向省里报抗洪先进，初步定的是“刘家馆镇为先进集体，陈亚发为先进个人”。但填表时，我把党委副书记赵宝生的事迹写了上去，抢险时他冒着危险下水探路，还全力安置灾民，这份荣誉该给他。

后来省委在南湖宾馆开表彰大会，时任省委书记高狄亲自颁奖。我一看名单才知道：我们乡被评为“抢险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是刘家馆镇党委书记张成贵。我一点不遗憾，只要集体受了表彰，谁得个人奖都一样。

三是开展农民文化艺术节：八个“最”里的民心温度

1990年8月14日到16日，我在林海乡办了场为期3天的“农民文化艺术节”。没想到这场农民自办的盛会，不仅轰动全县，还成了全省基层文化的典型。现在回想，它的成功藏在八个“最”里，每一个“最”都装着对乡亲们的用心。

筹备时间最长：年初全乡工作会议上，我们就把艺术节列为精神文明建设重点任务，还写了方案下发到每个村、每个社，从源头夯实基础。

参与人数最多：前后有5万多人参与，光参赛的就有1500多人。80多岁的老人扭秧歌，牙牙学语的孩子跟着拍手；有的村民接外乡女儿回来，学生领外地同学来，还有人请远方亲戚，整个林海乡像办了场大喜事。

赛事内容最全：文化、体育两头顾：文化类有书法、绘画、秧歌、舞蹈、猜谜、歌唱；体育类有篮球、乒乓球、棋类，还有田径运动会，不管爱静还是爱动，都能找到乐子。

活动形式最新：我们请敬老院老人坐主席台前排当“特殊观众”；田径项目接地气，“专业户拔河”“民兵投掷”“妇女60米点种”“共青团员100米智力测验”，还有独生子女家庭 “父母孩接力”；比赛请县文化馆专业人员和退休老干部当评委，奖品全是农用工具或日用品，实用又贴心。

莅临领导最高：开幕式上，县里五大班子领导全到了，还有四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广琛，市文化局长田子馥，省文化厅的吴景春，甚至空军政治部文化部长孟繁锦，孟部长当场题了“书林艺海”的墨宝，给活动添了彩。

食谱安排最特：中午给500多位上级领导和周边乡镇来宾，准备了“三烀一辣”，即烀玉米、烀茄子、烀土豆，配炸辣椒酱。没想到这顿农家饭火了，后来成了农家院特色菜，在城乡饭店流传。

安全措施最细：乡派出所和人武部组织治安队在岗亭值守，车辆统一停在中学操场和农贸市场；民警着装巡逻，15个村的秧歌队分散在1500米街道，比赛都有固定场所；高音喇叭反复提醒安全，3天活动“零事故”。

影响作用最大：省市县媒体都报道了，周边乡镇群众羡慕林海人；哪怕过了几十年，当年的艺术节还是林海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成了大家心里的“温暖记忆”。

 

三、喇嘛甸镇三载：党建聚合力，救灾显担当，试点里的“实干答卷”

1990年8月14日下午，也就是林海乡农民文化艺术节开幕当天，我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电话：“15日去喇嘛甸镇报到，和即将接任粮食局长的张向海交接，尽快到新岗位履职。”

喇嘛甸镇不一般，它是多位县委书记的“试点乡镇”，从这里走出去的党委书记，后来大多成了副县级领导。时任县委书记祝国治（后来任吉林省司法厅厅长）对我提了要求：“重点抓好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把这里打造成全县的样板。”我在喇嘛甸镇一待，又是3年。

首先，开展“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让思想教育不“空转”

刚到任没多久，当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县委决定在我蹲点的前家把村，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还派县委宣传部长仉连山带队，抽调10人组成工作组指导试点。

我不想让思想教育流于“开会念文件”，就借鉴河南荥阳的经验，搞起“十星级文明户” 争创活动。把精神文明（遵纪守法、邻里和睦、孝老爱亲）和物质文明（勤劳致富、科学种田）的要求，拆解成10颗星的具体标准；评上“十星级文明户”的给奖励，哪怕是5星到9星的，也挂对应星牌。

没想到这办法特别管用：村民们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有的农户为了多争一颗星，主动帮邻居修农具；有的党员带头学科学种田，成了“致富星” 榜样。后来在县委召开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动员大会上，我专门汇报了前家把村的试点经验，这套做法也在全县推广。

其次，开展生产自救：党员干部是群众的“主心骨”

党建抓得实不实，救灾一线见真章。1991年6月4日下午，一场暴雨夹着冰雹突袭喇嘛甸镇王家园子村，受灾最严重：200多公顷农田里，长到7至8片叶的玉米苗，叶片全被打烂；香瓜、黄烟苗更是一颗不剩。

我当时正在前家把村，接到电话后，立刻徒步走了10多里路到灾区。勘查完灾情，马上和村社干部商量出4条补救措施：一是受灾地块全部铲趟，以疏松土壤、提高地温；二是被毁的黄烟、香瓜地，征求农户意见后改种早熟豆类；三是玉米苗剪烂叶、扶倒伏、补缺苗（间种豆类）；四是庭院里用收集的茄、瓜、西红柿秧苗补栽。

6月5日，我们开镇、村及镇直单位领导动员会，明确包户任务；14个村开党员干部会，没人推诿，全自愿报名救灾；镇直单位去梨树、八面城的农贸市场采购秧苗。

6月6日一早，全镇人都动起来了：有人赶马车拉秧苗，有人扛锄头、犁把，还自带午饭和牲畜草料，从四面八方赶到受灾村屯，和灾户“一对一”对接。不到一天，所有补救任务全完成。受灾农户拉着我的手说：“这才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6月8日，时任市委书记苏荣在县委书记祝国治陪同下，来查看灾情和救灾情况。我们带他们去田间看补栽的秧苗，并与农户座谈，还放了我提前制作的专题片《路，在这里延伸》，片子以《社会主义好》为背景音乐，全是救灾和党建的真实画面，用事实说话。

看完片子，苏荣问祝国治：“你们县33个乡镇，像陈亚发这样的党委书记占多大比例？” 祝国治笑着说：“他是去年下半年专门调过来，给我当试点的。”后来，这部片子和之前在林海镇拍的《光，在这里闪烁》成了“姊妹篇”，被县委组织部电教科复制留存，成了全县党建的“教材”。

第三，开展民生工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试错”的清醒

在喇嘛甸镇，我还牵头干了三项工程，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的两项，至今还能看到痕迹：一是把通往各村的乡路全铺上沙石，解决了“雨天泥泞难走”的老问题；二是给方田林网双侧挖深沟切断树根，公路边挖内林沟、填外路沟，我把好处总结成四句话：“深挖了沟、拓宽了路、增加了耕地、保护了树”，后来还得到市林业局的肯定。

失败的一项，是我照搬林海镇的经验，想强行推广“粉碎秸秆造暖心肥”。推进时才发现：喇嘛甸镇的土地全是秋翻地，秸秆肥没办法施到地下，硬推只会让群众受累。我立刻停了下来，基层工作不能“想当然”，得看实际情况，不能让“经验”变成“包袱”。

可惜的是，我的晋升之路没能顺利走下去。后来因两起针对我的上访案件，我被市纪委调查，最终结论是“上访内容与事实不符”，但还是被“一票否决”，错过了晋升机会。我没抱怨，基层工作本就复杂，只要没做错事，心里就踏实。

 

四、告别乡镇：两次掌声里的收尾，十七年无悔

1993年春节后，县里开农村工作会议，原定议程是：县委书记作报告后，8个乡镇上台介绍经验。我们喇嘛甸镇的题目是《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玉米高产栽培技术》，材料还是县农村部帮着写的，原定第一个发言。

开会前，我找主管农业的费允成副书记“撒谎”称：发言材料让外出的镇长带走了，要不我们就不讲了。他摇头：“日程都下发了，必须讲。”我只好退一步：“那把我们排到最后一个吧。”

轮到我上台时，手里没拿稿子。一开口就说：“喇嘛甸的玉米高产技术，县里之前开过现场会，具体内容我就不重复了。”接着话锋一转：“我是带着‘空口袋’来的，本想把县里能解决农村难题的政策带回去。可现在，该立法规范的计划生育和承包户欠缴统筹款、农业税等形成的债务链，让村社干部要么‘要命’（催计生）、要么‘要钱’（催上缴），干群对立、上访不断，不少干部因此被查处，严重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县里得赶紧想办法破解啊！”

我的话音刚落，会场突然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我赶紧起身鞠躬，刚走下主席台，台下又响起一阵掌声。引起了农村干部的共鸣，这是当天会场里，唯一获得的两次掌声。

下午分组讨论时，县委书记刘崇东走到我们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刘书记，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他笑着说：“我也给你鼓掌了。”

会后有人悄悄提醒我：“你没犯众怒，却可能犯了‘天条’。”还说有人跟县委书记建议：“这人头脑太发热，得找个地方凉快凉快。”

果然，3月中旬有了动静：县委派两个组去辽宁对口乡镇学发展地域经济，我任沈阳东陵区组临时支部书记。3个月学习结束后，我被安排到新岗位，由文化局、体委、文联合并成的文体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没什么“实权”的清水衙门。

至此，我十七年的乡镇基层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我无怨无悔，因本是农村娃，能在这片土地为乡亲办事，是初心，也是幸运。我的每一次付出都没落空，每一份心血都有回响。无需更多，这样便足矣。